小前尘/篇一：上世纪的写作
张岱《陶庵梦忆》之鲁府松棚（小楷21x30cm） 2021年 汪继芳
本期开始，增开一个新栏目：小前尘。本想叫前尘往事，觉得太大了，与一个小女人不配。张爱玲有《小团圆》，现在又有什么“小舍得”“小欢喜”，干脆，我也在前面加个“小”吧。
在写公号之前，我曾有两度写作生活，大致都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
第一次写作，是大学期间到养育孩子前。写的是虚构类，小说呀什么的。比较悲催，投稿无数，不是被退回，就是石沉大海。好在也没有太沮丧，知道自己无才，也知道这个事情不易。
写作六年之后，终于发了一个小短篇。那段时间，我在常州生孩子，登载小说的杂志叫《翠苑》，是常州市文联的。小说发表时，被改得七零八落。我知道就是这样，也还是人家看在孩子爸的薄面上。孩子爸当时是常州电台的编辑，是他将我的小说交给杂志编辑的。
小说发表，并没让我太兴奋。这样的一种过程，一点儿也不好玩。连带的，小说这种形式，我也不想再去触碰。
之后，我的主要精力都在孩子身上，以及应付电台的工作。孩子总在生病，三天两头要抱去医院挂水，台里的人际关系又极复杂，心烦意乱，写作自然搁到了一边。
第二次写作，是1990年至2002年。这段时间，北漂6年，到南京师范大学做教师6年，共写了12年。
我的很多同学都在今年退休，他们晒着自己工作38年的地方，突然有些依依不舍。我是真佩服这些同学，可以在一个单位熬这么多年。我那时离开湖北台，才29岁。当孩子爸告诉我，他要被北京某单位借调时，我比他还积极，“走吧，我们一起离开武汉，这里多一天我都不想待，太压抑了！”
“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可能一时安排不了你的工作。”
“没事，我先把孩子带大吧。”年轻啊，啥也不怕。
作为备用，我们随身带了很多的全国粮票。可那时的北京，就是有粮票也买不到米，买米必须凭购粮本。索性，我们就把大米、油什么的，都带到了北京。正值北京办亚运会，三天两头有人上门来查户口，最紧张的一次，是居然来了警察，他非常不解地问：“你们俩，一个是大学老师，一个是电台记者，挺好的单位呀跑北京来干嘛？”我们也很纳闷，怎么外地人来北京，没有户口，就被看成盲流？
写作成为我的生计，是从北漂开始的。
机缘说来就来。那时，每个省都有家广播电视报，湖北也不例外，有家《湖北广播电视报》。北漂不久，恰逢湖北广播电视报朱本正社长来京出差。在台里工作时，我们文艺部与报社在一层楼办公，我还曾找过朱社长，想调到报社去，他没有同意。
请朱社长来家里做客。我们住在很偏远的丰台区岳各庄，四周都是农田。孩子爸上班，我在家带孩子，无事可做时，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蔬菜。朱社长表面夸着田园景致，心里可能已经颇不平静了。
“我看这样吧，小汪，”社长说话总爱这样开头，“你在北京同学多，中央电视台有那么多播音员、主持人，读者很想知道关于他们工作背后的生活故事，你想找到他们并不难。能不能为我们报社写写他们？你作为我的特约记者，每个月写一篇，我给你一百元的报酬。”
社长的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我马上就答应了。那时，孩子爸早出晚归，辛辛苦苦，每个月也只挣200元工资呢。我离开湖北台时，月薪是80元不到。
我为这第一单工作开始忙起来。好在我还比较喜欢见人，同学们见到我也很亲切，我在学校时的外号叫“小武汉”（有外号的好处是，不是一个班一个年级的也能记住你），在央视大楼里游走，不时有人喊我的外号。我很轻易地就找到了李瑞英、罗京、肖晓琳等一批校友，他们又热情地引荐我，见了赵忠祥、杨澜、倪萍、鞠萍等人。我没说我是采访，我那真的不叫采访，就是见人，然后聊天，我连笔、纸都不带（当然，回到家马上一阵猛写，唯恐忘记）。
不作正式采访的好处是，你可以专注在被采访对象的神态、衣着、动作上，帮助你写出更生动的采访文章。
为了不让朱社长为难，我们商定，以笔名发表文章。以后，我收到的样报，每次署名都是“本报驻京记者楚燕”。笔名是朱社长起的，他说：“湖北是楚，北京古称燕。也可以理解成楚国的燕子飞到了北京。”
我的主持人采访系列，社长很喜欢，每次都发在头版。一张小报，竟然有“驻京记者”，社长被很多同行夸着，也常有人问谁是楚燕，社长都笑而不答。
应该是写了两年，直到朱社长退休，我这份临时工作才自动完结。朱社长团团的脸，和蔼无比，夫人也是极其温婉，他们一儿一女，家庭和睦。我在这里祝社长安享晚年、福寿绵长。
就在报社“工作”停止时，我发现了圆明园艺术村这片天地。这是又一个机缘巧合。
带我进艺术村的向导，是老朋友、安徽画家杨群。杨群是阜阳师院的美术老师，栗宪庭先生所在的《中国美术报》急需用人，他丢掉铁饭碗就来了北京。1989年底，《中国美术报》被叫停，杨群留在北京自谋生路，成了“盲流”。
杨群租住的房子在挂甲屯，离圆明园艺术村所在的福缘门村，仅隔一条小马路。每次，我先去找他，然后由他陪我去村里。画家们散居在村里农民的房子里，作为“盲流”，他们多数人都深居简出、闭门画画，以怀疑的目光看待一切陌生人。杨群的头发，天生自来卷，飘逸过肩，怎么看都像是艺术家。在他的引领下，几乎无人将我拒之门外。
不久，杨群又介绍我认识了徐一晖。徐一晖就住在艺术村里，他与杨群同样热情，成了我的又一位向导。徐一晖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几乎是一毕业就漂到了北京，并坚持到现在。
在我所有采访里，圆明园艺术村的采访最艰苦。首先，它远。从岳各庄出发，要倒几次公交车，路上再顺，也要花两个小时才能到达。为了省下倒车的时间，后来我改骑自行车，哇，也要一个小时。其次，是交流的困难，搞形象思维的画家们，不擅长口头表达，常常是无话可说。不像现在，你不说，我可以拍照片或小视频。那会儿，我连照相机也没有呢。最后，是记录的困难。去艺术村，我还是老习惯，用非正式采访的方式，为的是让画家们放松。我带上食物，去与他们一起聚餐。吃饭时他们言谈举止极其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写作素材。骑着自行车，带着满脑子的所见所闻，赶到家时，已累到脱力。头也疼，疼到呕吐。吐完之后还不敢休息，快速地记下当天采访的主要内容。
圆明园艺术村带给我的震撼与感动，前所未有。也是一种认同吧，让我知道，北京有一批像我一样的“三无人员”（无户口，无单位，无固定收入），他们放弃一切，只为了心中向往的生活。想到那些每天清水煮挂面的画家，我满是感慨，来不及谋篇，顾不上修辞，很快就完成了“圆明园”的写作。
“圆明园”的写作，我没有用当时流行的“报告文学”方式。那种端着的写作，我不会，也不屑。我喜欢以平实质朴的语言，去还原事物本真。
当3万多字的“圆明园”完成后，孩子爸看了，说：“内容没得说！但你这种大白话写法，跟报告文学不沾边，看看吧，看有没有杂志愿意用……”我知道，见我这么辛苦，也冲着这内容，他不想太打击我。要是以往，早已被批得狗血淋头。
我先是给《当代》《十月》投稿，编辑说这内容发不了。孩子爸说，给《花城》试试，它天高皇帝远，而且南方沿海地区一向更开放更包容。不久，《花城》回信，大意是说写得好，但他们不敢用。
我们院子里还住了些邻居。他们也是来北漂的文化人。从安徽来的姜诗元，在省里是知名的诗人，来中华文学基金会，主编《中国企业家大辞典》。山西来的刘海洋，1989年考上了北大研究生，种种原因未能入学。圆明园离北大特别近，画家们选择聚居地，是考虑了这一因素的。刘海洋看了我写的“圆明园”，笑着说：“你这篇报告，应该叫20世纪最后的浪漫。”他认识南京《钟山》杂志社的编辑王干，建议投到那里试试，说这哥们胆子大。
巧的是，很快，王干就来京出差了。北京就有这样的好处，动不动你就可以见到真人。所以，文化人络绎不绝闹着要北漂，想拦也拦不住。
刘海洋，加上孩子爸，他们与王干神侃胡吹，相聊甚欢。王干一高兴，把“圆明园”稿带回了南京。1993年，第三期《钟山》杂志顺利登载了《20世纪最后的浪漫——圆明园艺术村纪实》。
圆明园这篇发表后，紧接着，王干问我，能否写一下京城的摇滚。说，要马上写，第四期就要用。
摇滚，我更愿意去写呀。平时就爱听，崔健的，每天听，大声唱，疯掉了。黑豹、唐朝、指南针等，他们每个乐队都有几首好歌。那时真热爱摇滚啊，它太合我的胃口，歌词直接、尖锐，节奏明快，旋律奔放。电台压抑的工作环境，北漂后生活的艰辛，种种瘀积的愁闷忧烦，都必须有个出口。摇滚就是我的出口。
带着更大的探究热情。我投入到京城摇滚的采写中，让自己又燃了一次。
多年以后（我第二次北漂时），王干先生自己也来到北京发展。先做《中华文学选刊》主编，后来做《小说选刊》副主编。因为王干，我在北京还见到了大名鼎鼎的范小天先生。范小天曾经是《钟山》的副主编，王干算是他的部下。范小天后来下海创办福纳公司，拍了著名的《阳光灿烂猪八戒》，华丽转身，成了范总。范总听完王干的介绍，马上说：“哈哈，那你得谢谢我，你的圆明园，是我竭力主张推出的，而且决定再发摇滚。”我看看王干，王干笑眯眯地点着头。
《京城摇滚人》是发在1993年第四期的《钟山》上的。《钟山》杂志两篇纪实的采用，对我的写作意义重大，让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方向。沿着这条脉络，我一直在自由艺术、边缘文学里深耕，写遍了北京的地下电影、地下戏剧、独立制片人、现代舞。1996年，搬到南京后，我的关注点还是在体制外，工作之余，采写了南京的自由作家们及北京刚兴起的民营电视。
北漂及南京的写作，成果颇丰，出版了五本书。写作的第十年，我计算过一次稿费，将报纸杂志、五本书、两篇台湾《诚品阅读》高额的稿酬，统统加起来，收入是10万元人民币。
北漂开始，我有一个本子，专门记我稿酬的流水账，白纸黑字，每笔都在。不算账则已，算完我的汗就下来了。10万元，平摊到每一年是多少？每一个月多少？完全无语。原来是孩子爸在养家呢，我对家庭财务的贡献少之又少。
好心塞，我想说，在自由撰稿人这行里，我不是劳模，但起码是一个先进工作者。全年无休，周末、春节，遇到约稿，毫不犹豫就答应下来，哪怕加班加点。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孩子爸也会助攻，即兴而写，一浇他心中的块垒。有一次，需要去写刚出道的郑钧，但我生病了，孩子爸只好亲自去采访并写稿。
对于我做自由撰稿人，孩子爸一直是支持的，他羡慕我能放弃一切不管不顾，常说：“家里总要有人，活得像个人一样。”
参与郑钧的推宣后，郑钧就变成了我们家里“家喻户晓”的明星。不断播放他的磁带，听熟了，读小学的女儿也能模仿一跳一跳地踩着节奏，高声唱那著名的《回到拉萨》：
雪山青草
美丽的喇嘛庙
没完没了的姑娘她没完没了的笑
没完没了的唱我们没完没了的跳
拉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咿呀萨
女儿一派天真，恣意歌舞，我一直记忆犹新，与她现在的淑女模样判若两人。
回忆的闸门一开，就有些关不住了。到此吧，“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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