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六十年代的少年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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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足球少年ZGYBOY

许多朋友都喜欢看足球比赛，尤其是历届世界杯期间即使是熬夜看也是兴致勃勃丝毫没有倦意，当看到精彩之处时有人情不自禁的大呼小叫兴奋异常。然而一提到中国队有人说中国足球（指男队）是扶不起的刘阿斗，还有人形容中国足球队是烂泥扶不上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全国球迷这么扫兴，说起来话就太长了，归其原因主要还是国内足球基础太差，看球的人多练球的人少，多种因素使中国足球陷入了最低谷。回想起六十年代的足球运动，那可真是如火如荼遍地开花啊！那时候学校有校队，工厂有厂队，军队有军区队，有各军兵种队，每逢节假日北京城每个体育场都有比赛，有时候国家队还和北京市工人联队在东单体育场进行表演赛，当时热烈的场面绝不逊色于现在的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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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东公街刚上小学时，第一节体育课就是全班男生分成两拨人踢足球，由于年龄太小又没有经过训练也就是瞎跑瞎踢，那个时候管后卫叫二道三道，我也不知道自己踢的是什么道，反正觉得挺好玩的，体育老师姓神，我们都叫神老师。后来由于搬家我转到了帽儿胡同小学，帽儿胡同小学操场小、面积还够不上一块小场地，上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鲍斌老师经常带我们男生去地坛体育场或少年宫球场去踢足球，有时候教体育课的刘宗磊老师也带我们两个班级的男生去蒋宅口附近的空地踢球，帽儿胡同小学足球开展最火的时候应该是一九六四年，那时我们上五年级，六年级的那届男生自动组织了校队，那一阵子在帽儿胡同体育场（原儿童游乐场后来成了空场）和宽街小学校队经常举行足球赛。宽街小学的体育老师姓荣据说也是非常喜欢足球运动，他教出来的学生也确实挺棒的。每当下午下完课帽儿胡同的小场地上立刻活跃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帽儿小学的足球队长是刘顺平（小名叫小年子），有一次比赛前只听李树群（小名二白）跟他说让我上吧？刘顺平说你当然得上了，李树群听后紧忙换衣服系鞋带，刘顺平也边说边把护膝戴在腿上。与此同时宽街小学的队员们也来了并且准备完毕，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帽儿小学上场的队员有:刘顺平（前锋）、李洪林（前锋）、黎少锦（小名老乡、前卫）、孙立捷（前卫）、李树群（后卫）、王富强（后卫）、张顺（守门员、外号张驴子）、教练员是何德鑫（俗称瘸教练）。宽街小学上场的也是七人，由于不是一个学校的所以人名叫不全，宽街小学的前锋兼任正副队长的是金启茂、王祥生、还有一个前卫姓赵，守门员是张连锁，比赛开始后两个队你来我往比赛非常激烈，宽街小学队技术细腻配合流畅，帽儿小学队作风强硬拼抢积极，只见宽小金启茂带球突破，帽小李树群上来封堵，金启茂把球传给王祥生，王祥生拔脚怒射，说时迟那时快帽小张驴子飞身跃起，一个鱼跃把球拖出横梁……，张驴子把球发给李洪林，李洪林带球晃过宽小的一名前卫后把球分给刘顺平，刘顺平带球趟了几步用正脚背射门，宽小守门员张连锁把球紧紧抱住。宽小展开新一轮攻势，金启茂在左边线接球后正想往里带，这时帽小右后卫王富强冲过来进行抢截，只见金启茂背对王富强连颠三脚一个倒挂金钩（俗称坐背）球到了帽小门前，王祥生接球凌空抽射，张驴子扑救不及球进了，宽小啦啦队一阵欢呼，一个带着鸭舌帽叼着烟卷在一旁观看的大人也起劲儿的喊好球好球，之后帽小迅速反击扳回一球，最后三比三平结束比赛。那个时候大家生活都不富裕，没有钱买统一的球衣，一双球鞋都是补了又补，练脚法时经常是光着脚对着墙踢球，一场球下来肚子饿了忍着，口渴了对着水龙头咕噜咕噜喝几口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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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景山公园后面的少年宫体育场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儿不仅可以踢球还可以欣赏到许多不同级别的赛事，有一年北京举办小学队联赛，记得参加联赛的有我以前的东公街小学队，还有自新路、半步桥等等，这些队没有正规的队服，小队员们穿什么颜色的都有，身后贴着一块牛皮纸写的号码，但他们在比赛中认真的态度和精彩的配合还是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八一小学队和铁路子弟小学队就不一样了，这两个队的装备和队员的个头以及技战术明显高于前面的所有队伍，看来学校的经济实力和专业老师的正规传授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那时候每到星期天少年宫经常举办重量级的赛事，比如北京少年队对旅大（也就是现在的大连）少年队，北京少年宫队对海淀体校队等等，看这种比赛对喜欢足球的小学生来说即是观摩也是学习的好机会，我记得有一个北京少年队（以后到青年队）的一个17号队员穿着红色球衣头顶着烈日一个人在场地上练球，过去有人认为踢球的孩子都是一些调皮捣蛋学习成绩不怎样的学生，其实他们的这种观点错了，喜欢踢球的确实有一些差生，但真正踢的好的是成绩优秀而且是积极进步的好学生，其中还有很多是共青团员。北京市少年宫队训练正规、踢起比赛来也有模有样，少年宫的队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北京十三中，九十年代的足协副主席王俊生就是十三中的。由于常去少年宫看球我也记住了几位主力队员的名字，他们是张欣、王钰、李祥庚、李小襄还有少年宫队的守门员范强等等。有一次在单位暑假时值班，和一位叫王义鸿的技校老师聊天时得知他也是十三中的，他还说当年王俊生是守门员，他自己是踢右后卫的，当我提起前面的几位队员时，他很惊讶的说你怎么知道他们呀？我说常去少年宫也去过十三中看他们训练，以前和王老师不太熟悉，自从那次聊天后加深了了解后来慢慢混熟了。

   

我也十分喜欢足球，个人觉得踢球可以锻炼身体，可以增进身体的柔韧和灵活，也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增进伙伴们之间的团结，是加深了解互相合作的集体运动项目。一九六五年的夏天我和胡同的伙伴们第一次去工人体育场看比赛，每人花一毛五分钱买的球票，坐公交车尽量蹭车实在不行再买车票。当走进工人体育场内坐在看台上，那种氛围真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灯光球场绿色的草地上身穿红色球衣白色短裤的国家队员正在做着准备活动，场地上队员一对一做着传球练习，球门两侧守门员桑廷良和胡之刚也在做着接球扑球的动作。一会儿比赛开始了，那天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对阿尔巴尼亚青年队，当时中国队上场的是王后军、胡登辉、陈家根、陈家亮、胡之刚等人，最后国家队三比一获胜。在这之后不久国家队在东单体育场还和北京工人联队进行过友谊赛，我和伙伴们近距离观看了这些明星们的表演，赛后工人球员和国家队的队友们热烈交谈，我们的一个伙伴卢启利还凑上前去偷偷的和胡登辉（国家队前锋）比一比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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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后正式的比赛中断了，但校园足球基本没有停，上不了课一些伙伴就凑到一起踢球玩，那个阶段我们帽儿小学几个喜欢踢足球的同学和胡同里已经上了中学的几个街坊组成了一支胡同球队，除了有前面提到的金启茂（九十一中）、王祥生（地安门中学）、李树群（分司厅中学）、还有吕洪春（地坛中学）、还有一个住天汇大院叫二陶的（后来去部队踢专业），帽儿小学的有刘斌、李燕彬、卢启利和我。教练员是何德鑫（分司厅中学），何德鑫还根据当时的形势给球队起了一个响亮好听的队名叫《东风联队火车头战斗组》。除了在帽儿胡同小学操场活动，我们还常去地坛、东单、官园、天坛等体育场，练球之外也常常和小学以及中学队打一些比赛，比赛有输有赢，比赛后有饥饿劳累但更多的是兴奋与欢乐。有一次和地安门中学（初中高中混合编队）

    

打比赛（我们都是附近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一年级的），地安门中学上场的都是挺大个的学生，但他们足球的基本功不行，横冲楞撞猛打猛冲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我们就利用个人技术与他们周旋，当时我和李树群是后卫，一个高空球过来了，李树群抬起右脚的同时对方号称老团长的脑袋也凑过来，老团长的意思是想用头顶球，但李树群是练武术的，他的脚抬得很高提前把球踢出去了，老团长眨眨眼毫无办法。一会儿球到了我脚下，对方一个高二的球员想抢球，在对方触球之前我用脚尖轻轻一挑绕过他头顶传到我方队员脚下，高二球员无可奈何一个苦笑的表情，后来我上地安门中学的时候，六八年六月份去通县三夏劳动，这位高二学生还当过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是个性格直爽很不错的大哥哥。比赛结果我们轻松的赢了。有赢球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有输球的时候，一次在东单的大场地上，住雨儿胡同西口的大左叔为我们约了一场比赛，为了补充球队的实力我方还请来一位叫黑子的高手（此人有实力脚头很硬、据说在北京少年队呆过），那天一起去东单体育场的除了胡同球队球员还有我们胡同的铁杆拥趸朱建民、梁克强、张树才、刘长久等人。大左叔是经常出现在东单体育场比赛的主裁判，他一身黑色球衣球袜确有黑衣法官的风采与威严，他请来的这支球队有正规球队的风范，都是一米七五到一米八的个头，装束整齐划一，相比之下我们就属于阵容不整的杂牌军了，面对强手要想舒舒服服的得到球很困难，整场比赛下来我也没有得到几次触球的机会，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还一脚闷在了自己人头上。最终我们大比分输了，实力悬殊阵容不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来在天坛体育场和一个工厂队比赛，那天我的速度得到了发挥，作为边后卫还进了一个球。

    

眨眼之间几十年飞快的过去了，当年胡同喜欢足球的几个伙伴有的也去了另外一个世界，那时物质匮乏踢完球肚子老是饿的感觉，口渴了对着龙头喝几口凉水，球踢漏了自己修、球鞋破了自己补，实在没球玩了几个人就攒钱买一个，我们胡同的球队也是当年北京少年开展足球运动的一个缩影，现在条件好多了，各方面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孩子再也不用光着脚练球了，更不需要自己修鞋补球，他们要什么有什么，但真正喜欢踢足球的孩子是越来越少了。

                                

写于二零二零年六月

    

鼓楼脚下生命的欢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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