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家言说｜格非：我读《玫瑰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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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玫瑰之名》
格非
去年冬天，我在法国南部的索拉日修道院呆了一个多月。这座矗立在半山腰上的修道院属于圣方济各修会，地点已靠近了意大利北部（我必须穿越属于意大利的公路隧道才能抵达那里）。刚刚下过一场雪，透过房间惟一的北窗，我可以看见山坡上橄榄树林和零星的农舍。新年的除夕之夜，修道院的负责人去了西西里，这座庞大的建筑中便只剩下我一个人。当我无所用心地在修道院的回廊、教堂和厨房之间漫步时，我仿佛就变成了《玫瑰之名》中那个充满好奇心的阿德索。图书室、教堂，以及灰泥斑驳的墙上的文字和壁画都对我保持缄默。我知道，昂贝托·埃柯在小说中所描述的那个阴森、充满杀气的圣本尼迪克特修道院亦在意大利北部的山坳中，时间也是冬季，下着雪，主人公之一的威廉也属圣方济各修会。所不同的是，即便我把自己想象成阿德索，也不会有一位仁慈、睿智和富有幽默感的威廉来帮我解答疑团，当然，更不会有什么山村少女夜半来访（为了一只牛心），来宽解我难熬的寂寞。
埃柯是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教授，著名的符号学家。早在《玫瑰之名》问世之前，他即以《符号学原理》《读者的角色》等著作享誉学术界，被视为继罗兰·巴特之后最重要的符号学权威之一。《玫瑰之名》最初是应出版社要求而写的——出版社计划出版一系列惊险小说，请一些从未写过小说的学者和文化名人撰写。一般来说，学者写小说通常都不太好读，而这本书却是一个例外，它几乎具有流行小说的所有要素：侦探、推理、恐怖的凶杀、性倒错，甚至还有爱情。
从结构来说，这部小说的情节是典型的“封闭式作案”模式，与克里斯蒂大致相仿：凶手被封闭在一个修道院中。随着谋杀案一件件地展开，我们（读者）当然也会加入进来（读者的介入往往是这类小说成功的关键所在），与作者一起推理、判断、分析，以期找出元凶，解开谜团。作者有时会故意在叙述中露出破绽，甚至加以诱导，将读者引入歧途。这是一场智力的较量，作者与读者都会倾注全力。如果读者怀疑一个人物是凶手，而这个人物在随后的谋杀案中很快被杀，读者的智商在受到愚弄之后会产生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情感反应：沮丧（对自己）和钦佩（当然是对作者）。不过，这也会激发读者的好胜心，激励他睁大眼睛，期望在下一轮智力角逐中胜出。这类小说，从柯南道尔、爱伦·坡到埃柯，都必然包含两种基本要素：制谜和解谜。这是一种直接而简单的对话，却是在暗中进行的，源于作者与读者事先达成的某种默契。
我在初读《玫瑰之名》时，对于作者在小说的各小节前列出内容提要这一做法大惑不解。道理很简单：提前告知读者各小节的大致内容，无异于提前向读者公布答案，这与通常的侦探小说的写法大相径庭。因为恐惧、惊叹和震慑在读者没有防备的情况下猝然击中他（她）的内心，必然更为有效。很多作家为了这惊心动魂的致命一击，往往会故意麻痹读者，让其身心处于放松状态，从而完成欲擒故纵的把戏。那么埃柯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我的答案有两个，其一，作者埃柯对当代读者的耐心没有把握，尤其对于这样一部篇幅较大的长篇小说而言，“内容提要”的出现是吸引读者长久注意力的方法之一；其二，则是作者的野心不会因为写出一部好看的凶杀或侦探读物而满足。他的另一个意图是考察人类的宗教和文化史的演变，以及这种演变与当代生活的暗中联系。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那么“内容提要”式的导读实在是一箭双雕，从而照顾到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心理。试想，当读者读到以下内容提要时会有什么反应呢?
有了这样的提要作底子，任凭作者如何大谈特谈宗教派别之争、宗教史和《圣经》的阐释史，任凭作者的议论多么繁琐甚至枯燥，读者无论如何是舍不得将这几页匆匆翻过去的。
一九九八年，当人类即将跨入第三个千年之际，埃柯接受了法国法亚尔出版社采访，纵论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提出了一个可供未来社会选择的观念，那就是建立一种“协商办事”的伦理观。他所说的“协商”不仅仅适用于国际事务、地区政治或一般的经济学领域，还涉及文化、语言和日常生活。我在阅读《玫瑰之名》时，亦能够时时感受到他所说的“语言或文化协商”的叙事氛围。在作者和读者之间，这种协商也始终存在。传统的作家主动、读者被动，作家提供、读者接受的写作/阅读模式正在受到冷落和抛弃。埃柯在《玫瑰之名》中设置的主题比较复杂，当然这些主题亦具有文化上的深意，但埃柯的写作姿态似乎在告诉读者：我并不强迫你接受我的观点和见解。当他将那些宗教史内容和惊心动魄的谋杀故事一起呈现给读者的时候，实际上也试图在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协商办事”阅读伦理（不过，小说史上的这种伦理并非由埃柯首先建立，更不是他的发明）。
作为一位符号学者，尽管他第一次涉足小说写作的行列，但一个杰出的小说家对于文体的敏感与机智，埃柯也无所不备。举例来说，作者在每一小节前都设有“内容提要”，但到了小说的第四十七节，作家不再兑现最初承诺，而是用了这样一个标题：
如果标题是为了摘记本章的重大发现，那它就得和这一章一样长了，毫无意义。
如果只能选择一个词语来表达我在读完《玫瑰之名》后的感受，我想它既不是“惊险”，不是“奇特式”故事氛围，甚至也不是所谓的文化意蕴，我选择的词语是“对话”。前文实际上已经谈到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和“潜对话”。我想再谈谈小说中的人物之间、充斥于全书纷繁复杂的各种观点和见解之间对话，以及这些对话的文化意义。
威廉和阿德索是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人物，全书的大部分内容都通过这两个人物之间的对话、驳诘和提问而渐次展开。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关系，令我联想到另一位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笔下的舅舅与外甥（《不存在的骑士》）。远一点的例子，我们可以追溯到《堂吉诃德》中的堂吉诃德与桑丘，甚至是“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文体。
阿德索同时兼有叙述者的角色（严格地说，阿德索并不是惟一的叙述者，尽管整个故事都是以阿德索的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者，但各小节的“内容提要”却使用了第三人称，这表明小说中还有一个隐藏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有些类似传统小说的“全知”叙事人，凌驾于整个故事之上），他热情、天真，不乏幼稚，有着无穷的好奇心，富有活力。而作为圣方济各修士的巴斯维尔的威廉则是一位饱经世故的长者，他充满智慧，稳健、敏锐，集想象力与经验于一身。他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是导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义/知识问答。
这种一问一答的对话体结构具有相当的自由度与灵活性，它同时兼顾到两个方面：第一，这种问答是情节的推进器。由于在修道院发生了谋杀案，读者迫切需要有人来解答各种疑团，亦会提出很多的疑问，在这里，阿德索代替读者向作者（本文）发问，因此，阿德索实际上是一个隐含的读者。而威廉作为隐含的作者，他的分析、判断与推理甚至预言，不断地将情节推向深入。第二，由于“问答”形式比较灵活，阿德索的很多问题并不仅仅与案件有关，他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问题十分宽泛，包括案件本身，也囊括了历史学、植物学、数学、地理学、宗教史甚至是作者埃柯熟悉的符号学。这样，问答本身亦赋予了故事以文化意义和丰富的趣味性。在这个方面，阿德索的身份不再是读者的代言人，而成了作者意图的执行者。也就是说，读者并不一定希望了解与案件无关的冗长杂谈，甚至反对作者这么做，但作者一定要把这些内容通过温和的方式塞给读者。这样说来，阿德索的身份亦兼有欧洲早期小说中“专断的讲述者”的角色，至少是这种角色的巧妙变形。
当然，这篇小说的中心不是提问，而是阐释。我们再来看看威廉（阐释者）这个形象。有人认为，威廉这个人物毫无疑问就是作者本人，是作为哲学家与散文家的埃柯。这一看法尽管未免过于生硬，但也不是说没有道理。至少，就作品本身而言，威廉的见解与观念，富有辩证性的思维习惯，较为审慎、理性的历史文化立场，与作为阐释学大师的埃柯确有许多共通之处（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谈到）。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威廉作为阿德索的导师（同时也是隐含的作者），他不仅承担了传统侦探小说中福尔摩斯式的“解谜者”角色，同时也必须对中世纪复杂的政教纷争、异教徒的政治道德理想、《圣经》的寓意、欲望与权力的争逐、知识与信仰的关系等一系列历史文化命题提供判断，并作出必要的阐释。那么，威廉判断和阐释的基础和依据又是什么呢？在小说的第二十八小节，威廉曾对阿德索谈起阐释的基本原则：
如果你知道人和马和骡子都没有胆汁而很长寿，那你就可以提出没有胆汁的动物都很长寿的原则。但是以有角的动物这个例子而言，为什么它们有角呢？突然间你意识到，所有长角的动物上颚都没有牙齿……只是你又想到，有些上颚没有牙齿的动物却不长角，例如骆驼。最后你知道，所有上颚没有牙齿的动物都有四个胃。嗯，然后你可以假设，不能将食物咀嚼很烂的动物一定需要四个胃，好帮助它消化食物。可是角又怎么说呢？你再试着为角想象一个具体的原因，例如，缺少牙齿使得动物的骨质过剩，必须在别的地方显现。可是这是个充分的解释吗？不是，因为骆驼上颚没有牙齿，有四个胃，却不长角。所以你必须再想出最后的原因。骨质是以角的形态出现的，只有在那些没有其他防御方法的动物身上。但骆驼的后腿十分有力，并不需要有角。所以这个规律可能是……
实际上，作者是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基点去叙述发生在十四世纪的一个凶杀故事，不可能不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作者对于现实的种种看法和思考。埃柯在对二十世纪进行回顾的时候，曾出人意料地为这个世纪说了许多好话。比如他曾说，这个世纪虽然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它并不比历史上其他的世纪更为凶残，至少，它不是最凶残的一个世纪；比如，他认为二十世纪要比以前更讲道德，尽管这种道德是虚伪的，但毕竟第一次发展了全球性的对命运的共识。我认为，埃柯对二十世纪表示好感，一个最为根本的理由，就是人类终于开始了全面的反省，对极端化、追求真理的狂热，希望一夜之间通过革命的方式改变人类命运的乌托邦思想产生了畏惧。
与此同时，埃柯认为，这个世纪亦产生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物欲横流与精神空虚，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界限的消失等等。所有这些思考——正面的或反面的，在《玫瑰之名》中都可以找到回应。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或事件都可以在当今现实世界找到对应的人和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回应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对等关系，小说中那些走火入魔的人物（包括佐治）所持有的观点并非完全错误或不可理解。每一个论点或见解是否正确，应当将它放到一个整体性的对话关系中去考察。举例来说，佐治极端凶残，当属没有疑问，但这种残暴的成因恰恰因为他太爱真理。而佐治对未来世界的预言——假基督来降，是整体而来的，每一个都是他的一部分；他对于物欲横流的世界的仇视；他对“笑声”的惧怕——愚民发笑时，连死也不放在心上了，笑会招致肉体的黑暗力量，所有这些方面，亦从一个侧面暗示了作者对于现实世界的担忧（就连阿德索不也认为整个世界岌岌可危，正处于深渊的边缘吗?）。
我不能同意将作者埃柯与小说中那个智慧的威廉画上等号，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作者有很大的一部分理想并非由威廉承载，而是寄托在年轻的阿德索身上。阿德索幼稚天真，充满了好奇心。尤其重要的是，他的身上洋溢着的热情，是过于冷静、理性的威廉所不具备的。因此，师徒二人的对话也可以看成是热情和理性之间的对话。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整部小说中，作者的叙事姿态显得过于客观、平正了，理性始终占着上风。他太在乎作品的“正确性”了。即使当惟一的爱情降临到年轻的阿德索身上时，作者对“热情”的态度仍然是矛盾、暖昧和游移不定的。对于埃柯这样一位看似激进，实则相对保守的学者来说，这些矛盾和暖昧并不难以理解。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作者构筑了一个庞大的对话体系，但他处处谨小慎微，作为学术专著而言，固然不偏不倚，但作为小说，却缺乏陀氏作品那种感人至深的力量。
原载于《世界文学》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