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塞尔：卡尔·门格尔小传（上）
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奥地利学派第二代掌门人之一。1921年，奥派奠基者卡尔·门格尔辞世。此后不久，维塞尔写下了这篇缅怀门格尔的悼文，以德文出版。在这篇文章中，维塞尔论述了在门格尔建立奥派经济理论之前，经济学界的发展状态；阐述了门格尔的理论对于经济学所具有的深远持久的意义；同时介绍了门格尔的思想对维塞尔自身以及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产生的影响。后者同样是奥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篇文章最早出现在维塞尔的著作《新奥地利学派传记》（New Austrian Biographies，Neue Ö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923）中，此前也未曾被译为英文版。
1921年2月26日，就在过完生日的第三天，卡尔·门格尔这位奥地利学派的创立者溘然长逝，享年81岁。
卡尔·门格尔出生于一个奥地利的贵族家庭。哥哥马克思·门格尔（Max Menger，1838-1911）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国会议员，而弟弟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1841-1906）则是一位同样杰出的律师和社会学作家。他们的父亲安东·门格尔（Anton Menger）先后在加利西亚（Galicia）的新桑德斯（Neu-Sandez，1840年2月23日，卡尔·门格尔出生于此）和比利兹（Bielitz）担任律师工作。他被授予家族的贵族头衔“安东·门格·埃德勒·冯·沃尔夫斯格仑”（Anton Menger Edler von Wolfesgrün），但他的儿子们却不再使用这个头衔。门格尔的母亲卡罗琳（娘家的姓氏为Gerzabek）是一个富商的女儿，随家人们从波西米亚迁至加利西亚。她的家人在加利西亚购置了地产（Maniow），孩子们的假期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和他的两位兄弟一样，因为求学，卡尔·门格尔从布拉格来到了维也纳。他此后的一生都围绕着这个城市，似乎只需要三言两语就能说完。后来，门格尔进入了公务员系统。他发现这份工作为自己观察社会经济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为门格尔于1871年出版《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 of Economics，Grundsätze der Volkswirtschaftslehre）奠定了基础。凭借这本著作，门格尔顺利完成了教授资格考试（habilitation），被任命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无俸讲师（Privatdozent）。不过很快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正式教授。此后，他以最大的热情投身于教育工作，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第二部重要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的探讨》（Investigations on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SpecialReference to Economics，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Ökonomie insbesondere）。之后，他以昂扬的热情积极回应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的批评，并出版了《德国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主义谬误》（The Errors of Historicism in German Political Economy，Die Irrtmüer des Historismus in der deutschenNationalökonomie，1884）。
他的其他出版物并不多。并且，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他较早从公职退休。不过，他退休后仍然投身学术研究。我们从他遗留的大量手稿中就能得知这一点。前面提到，门格尔在撰写《国民经济学原理》时只不过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他在一个极为沉寂的智识环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没有任何老师，没有任何前辈，也没有任何志同道合的伙伴的帮助。也正是这部著作，让卡尔·门格尔跻身世界著名经济思想家的行列而当之无愧。
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与经济学方法论
门格尔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中，致力于发现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如果其他人想要延续他的工作，那么他首先必然会倾心于门格尔以科学的方法得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如果你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那么你在阅读门格尔的著作时，可能不会对他经济理论的所有细枝末节都感兴趣。但受过教育的你们肯定能够明白为什么他的成就能够奠定他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
是什么让门格尔成为一个全新经济学派的创建者？如果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回到一个根本性的基点上。诚如门格尔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探寻经济科学的理论基础。这些理论基础是能够被人类的智识所理解的。正是在这些全新的理论基础上，门格尔克服了此前的经济学家无法解决的经济学困境。
所以，无论我们在跟专业学者或普通人介绍门格尔时，都不可能绕开门格尔的经济学方法论。只不过在向专业学者介绍时，内容会更加详尽完整，而在向普罗大众介绍时，内容会更加简略，并暂且不提复杂的方法论之辩。门格尔之所以要撰写一本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书籍，是因为在此之前，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并没有得到深受历史主义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的耐心倾听。同时，他认为有必要针对以历史主义为基础的经济学分析，为真正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做出辩护。
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每次都会在创作完歌剧之后，花额外的笔墨解释每部歌剧背后所包含的意图与愿景。说到底，如果对歌剧的解读具备说服力，那也完全是因为理查德的歌剧本身具有不可阻挡的魅力。同样地，门格尔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阐述具备强大的证据和说服力，完全要归功于他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发现并展示了正确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民经济学原理》是门格尔经济学方法论的实际运用。没有人会否认正是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理论发现，让他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方法论路径。顺带一提，在学术研究中，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研究方法必然成功。所有的研究方法只能为自己所做的研究提供一个一般性的指导方向。在具体的运用中，研究者的实际诉求决定了他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
大家都知道，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家通过科学实验的方法获取宝贵的知识。而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能够在某个特定的领域将某个知识进行扩展和延伸，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门格尔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就并不体现在他对方法论本身的论述，而是体现在《国民经济学原理》提供的一系列明确而具体的洞见中，体现在书中对各个经济学要点所做的详尽分析之中。正是这些具体的概念性的见解为他赢得了追随者，也让他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经济学流派。
维塞尔与庞巴维克对经济学基础的探究
当我接触到门格尔独特的发现之后，我才明白门格尔在经济科学上的重要成就。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极尽详实地为你们介绍门格尔的经济学发现，以及他的发现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如果真要这样做的话，我完全不必泛泛而谈。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亲身经历者，亲身体会到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所具有的影响力。在这个话题上，我具有特别的优势。欧根·冯·庞巴维克从中学开始就是我的同学。我们两个算得上最早读到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的一批人。反复研读他的书加深了我们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为了让你们明白门格尔的影响，我必须先描述一下在接触到《国民经济学原理》之前自己的心智状态。
和所有（十九世纪）奥地利的经济学家一样，我们都是因为法理学才接触到经济学的。当然，回想起曾经严苛的法律知识训练对我们如今理解经济学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仍然满怀感激。罗马私法是涉及概念解说的伟大杰作，是关于产权和商贸的法律。罗马私法清晰的法律结构完全建立在经济学要素之上。
同样，其中的罗马法史通过描述法律规定下的历史结果，在有迹可查的经济史出现之前，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完善的经济史了。所以，奥地利的律师同样也受过经济史的熏陶。我们从法理学中汲取丰富的养料。正因为我们接触到这种结构清晰的律法安排，让本就年轻的我们这一代人变得傲慢。我们认为法理学是完善的，终极的，不可能再出现新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非常渴望知道法律如何赋予立法者权力。所以我们暂且放下法律专业的书籍，投入到对社会经济“法则”的考察，而这种法则不像法律，是“不成文的”（unwritten）。
我们试图在当代经济思想中寻找到一些值得被发现的东西，但一切都徒劳无功。洛伦兹·冯·斯坦（Lorenz Von Stein，1815-1890）在他的理论经济学讲座上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演讲，但并没有解释那些最为核心的概念。我们最初接触到的教科书是由卡尔·海因里希·劳（Karl Heinrich Rau，1792-1870）撰写。正是这本伟大的教科书带着德国人固有的细心与诚实，数年来用忠实可靠的文字向德国年轻人介绍法国和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家，但又缺少原著所透露的澎湃激情。
当我们终于阅读到古典经济学大家的著作时，我们却又产生了新的失望。这些作品让我们对诞生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社会改革的精神力量印象深刻。不同于现在（1923年）的社会革命，十八世纪的变革源于启蒙运动精神。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缺乏令人信服的统一性。
古典经济学家的局限性
纵观所有的经济学流派，自由主义在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体系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那个时代，古典经济学家面对的普罗大众非常珍视自由的价值。所以即便古典经济学家用一种不合实际的甚至错误的方式阐述自己的经济学说，也不会影响自由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十八世纪追求最大程度自由的民众相比，当代人却希望不断遏制自由，所以，在如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远没有被批判性地审视。
如果亚当·斯密的理论至今仍能被人接受，那是因为当代人在解释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尽可能不提及他理论本身存在的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的逻辑矛盾（有一位聪明的法国法官就曾这样做）。同样地，当代人在呈现李嘉图的学说时，也当他是逻辑一致的，而不考虑他的理论与真实的情况可能存在着截然的矛盾。
如果斯密或者李嘉图仅仅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犯了错误，那么我们必然会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一员，可是他们恰恰在概念基础上犯了错，而这种基础正是我们要寻找的。可以说，在我们（应该是指“所有学习经济学的人”——校注）接触经济学的一开始，我们就被抛到不确定性和怀疑之中（因为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基础有问题——校注）。在德国，学者们对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攻讦主要集中在他们所使用的“个人主义”研究方法上。可我们发现，古典经济学家从一开始就并没有真正地将“个人主义”作为所有研究的前提条件。
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也就是在经济学研究中遵循以个体视角分析问题的研究方法，例如价值的判断必然来自于做判断的个体，某个行动必然来自于做出行动的个体，而“集体”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行动等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强调个人利益至上等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译注）来说，所有的研究必须从个体的视角出发，由此揭示不同个体之间的交互行动如何构成一整个庞大的经济运行网络。方法论个人主义者会向我们展示，从不同个体的观念中如何产生冲突性的行动和价值判断，进而产生经济过程。但古典经济学家对此显然不感兴趣。（本文由屠禹潇翻译，朱海就校对，原文链接https://www.aier.org/article/carl-menger-a-biographical-appreciation-by-friedrich-von-wieser/?fbclid=IwAR3gwd-5x2IomwfrcSXyceRBSxVxoqCFsn6qswErhwqW7EFsDSqbic_-N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