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师父」重似千金!

弘道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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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当年汉水一带的白莲教徒,说不定真让满人君主立宪成功了呢?

或者冥冥之中,竟有天意,

千年前刘汉起处,在千年后,又在汉水两岸出来无数好汉,杀外族,兴夏汉!

所以,中国的国花应该是莲花,而且应该是洁白洁白的!

清嘉庆元年(1796年)至九年(1804年),湖北、四川、陕西三省,以白莲教为组织形式的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起义。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白莲教起义军在历时九年多的战斗中,占据或攻破州县达二百零四个,抗击了清政府从十六个省征调来的大批军队,歼灭了大量清军,击毙副将以下将弁四百余名,提镇等一﹑二品大员二十余名,清政府耗费军费二亿两,相当于四年的财政收入。这次起义使清王朝元气大伤,此后清王朝的统治逐渐走向衰落。

乾隆后期,白莲教在楚、川、陕三省迅速发展,清廷下令逮捕教中骨干,要求“全教拿获,毋使一名漏网”。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各地教首除刘之协等少数人逃脱外,大多被捕。地方官吏乘机勒索,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治罪;加之为镇压湘、贵苗民起义,徭赋极重,致使大批农民破产,无法生活。刘之协等遂以“官逼民反”为号召,与各地教首约定嘉庆元年三月十日同时起义。因事泄,宜都、枝江张正谟等提前于正月初七日发动,长阳、长乐(今五峰)林之华、覃加耀接踵而起,当阳、来风、竹山、孝感等地亦有人继起响应,并占领当阳,攻破竹山、保康二城。二月初二日,襄阳张汉朝(即张富国)起义于黄龙,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于夹河州,河南邓州高均德起义于高家湾。此三支义军于三月间集中于襄阳以北吕堰、双沟地区,迅速发展至数万人。所有起义队伍,不论男女,“都以白布缠头作记认”。清廷为之震惊,急由陕西、广西、山东调兵7000人,会同湖北及四川清军共万余人,由都统水保及湖广总督毕沅等指挥,实行分区围攻。各地白巾军修筑寨垒,据险防守。清军兵少,分散,进攻多受挫。四月,清廷又增调直隶(今河北)、山西兵各2000人,同时命永保统一指挥各军。经两月激战,六月,参将傅成明部在孝感被襄阳白巾军以伏击战全歼。至此,清军“先后征兵数千,皆全军覆没”。清廷再增调湖南苗疆兵2万人来援,形势开始逆转。八月,竹山、当阳、枝江各地白巾军寨垒多被攻破。最早起义之张正漠部亦在灌脑湾被歼。仅林之华部仍活动于长阳滋丘一带,襄阳白巾军活动于襄阳北及随州、钟祥一带。清军重兵多在湖北南部,姚之富等遂向北扩展,进至河南唐县(今唐河)一带。清廷又增调山东、直隶及京师健锐、火器营兵6000人来援。

正当清军集中兵力会攻襄阳白巾军时,四川达县徐天德率众数千人,于九月十五日起义于亭子铺;东乡(今宣汉)冷天禄、王三槐起义于莲池沟,巴州(今巴中)罗其清、通江冉文俦等先后响应,共有义军十余支,各有众数千,“概以白巾裹首”,分别占据山区险要,筑垒防守。署四川总督英善及成都将军勒礼善率兵进击东乡,在娘娘庙老营湾两次受挫被歼数千,此时白巾军已遍布川东、川北。清军兵力既少,两次被歼后士气又极低。但白巾军既未能相互联合,又未能扩张战果,仍分散守寨,各自为战。四川形势未有更大发展。

襄阳白巾军先在陈家河(襄阳北)以伏击战击败追击清军,后又击败河南巡抚景安所率4000人清军于魏家集(今邓县南),迫其退守南阳。嘉庆帝将永保治罪,改令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二年正月,湖南苗疆暂时平定,镇压苗民起义之清军万余人,转用于进攻白巾军,徐天德、王三槐部在金峨寺、香炉坪一带,遭清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仅余2000余人。襄阳白巾军在清军围攻下,亦损失甚重;遂改据守寨垒及硬拚战法为流动游击战法,分三路经河南、陕西向四川作战略性转移。沿途“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伺机以伏击、突袭等战术,痛击追击清军。途经秦岭,大批流民加入,队伍日益壮大,经四月转战,六月二十三日到达东乡,与四川白巾军徐、王部会师。嘉庆帝切责各统兵大臣,再次更换统帅,命陕西总督宜绵取代惠龄统一指挥各军。七月间,清军集中于川东、川北,对白巾军形成包围态势。当地人口稀少,义军数万人食粮难以筹集。襄阳白巾军留一部兵力由李全率领,协同四川白巾军作战,主力分两个梯队重返湖北。姚之富、王聪儿部为一梯队,由奉节出川,在白帝城与阻击清军激战3昼夜,进入巴东、归州(今秭归)地区,乘虚攻下兴山,经保康、南漳向襄阳前进;高均德等部为二梯队,出川后经当阳、远安向荆州(今江陵)前进。清军急调重兵加强荆、襄防务。襄阳白巾军突然回师房县、竹山。八月,在郧西大败明亮部,杀护军统领惠伦及丰伸布。尔后北进陕西。九月,李全部亦至安康。

襄阳白巾军回师荆襄,调动清军主力集中于湖北,四川白巾军压力遂减轻。大批群众加入四川义军,攻占巴州、达州地区许多城镇,声势复振。十一月,襄阳白巾军翻越大巴山,再度进入川北。俟清军集中至通江、太平一带时,再返陕西。清军堵、追均无成效,陷于被动。嘉庆帝第三次易帅,命湖广总督勒保统一指挥各军。三年二月,襄阳白巾军姚之富部进攻郡县(今眉县)不克,李全部经盏厔(今周至)进逼西安,在焦家镇与总兵王文雄部激战失利。两部遂分路向湖北转进。三月,姚之富部在山阳之石河铺、宽坪等处连遭挫折,至三岔河(今陕西镇安东南与郧西交界处)被清军及乡勇包围。激战终日,转战至郧西之却花坡,矢尽援绝,突围未成,全军覆没,姚之富、王聪儿跳崖自杀。李全、高均德两部在两河关(今旬阳西北)、茅坪(今洋县北)等地亦屡次失利,遂西进凤县,经略阳、宁羌(今宁强)入川,五月至仪陇,与罗其清、冉文俦部会合。白巾军全部入川,清廷集中5万兵力,三路进击。在川白巾军,仍多依险筑垒,固守硬拚,遭很大损失。罗其清、冉文俦先后被杀,王三槐被诱俘,仅冷天禄等数部,转移至梁山、忠州及川东地区。四年初,嘉庆帝亲政,总结三年战争教训,在政治、军事上进行调整:撤换作战不力的惠龄、宜绵、景安、秦承恩等领兵大臣;任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陕、楚、豫、甘五省军队;大力推行乡勇、团练,保甲制度,筑堡团守,坚壁清野,同时采用“剿抚并用”方针,宣传“若能悔罪投诚”,“不咎既往”。白巾军亦接受三年战争教训,放弃固守寨垒战术,改用分散出击与流动作战相结合的战术,开始分路向川西、甘南及陕、楚作大范围的往返流动,以便于保存自己、筹集军粮、扩充人员、争取主动及伺机歼敌。白巾军的多路流动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主动,部队日益壮大,清统兵大臣福宁上奏:“贼以胁从而日增……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清军疲于奔命,大量减员。清领兵大臣明亮上奏:“臣自去秋至今,日夜追贼,往返五省,所领兵3000……仅存干余”。嘉庆帝于七月再次更换统帅,将上任仅半年之勒保“逮问治罪”,八月改任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任经略后,采取“驱各路之贼逼归川北”,然后“聚而歼旃”的作战方针,同时大力推行团练、寨堡及坚壁清野政策。九十月间,张汉朝战死、高均德被俘,徐天德部略有斩获,唯冉文俦之侄冉天元一年来多次击败清军,部队又发展至万余人,活动于大竹地区。十二月间,川北各部白巾军北进陕南,一部由略阳强渡嘉陵江进入甘肃秦州、巩昌地区。清军主力尾随白巾军进入甘陕,冉天元乘虚趋定远,于五年正月十五元宵节抢渡嘉陵江进入川西,进攻蓬溪县城。四川总督魁伦命总兵朱射斗,率兵3000人驰援,冉天元围城打援,于十九日在老虎岩以伏击战全歼清军,杀朱射斗。部队迅速发展为5万余人,声势大振。德楞泰急从广元、昭化南下增援。冉天元再以后退诱敌、设伏聚歼战术,在江油包围了清军温春、赛冲阿两部,予以歼灭性打击。三月,该部在马蹄岗与清军激战三昼夜,德楞泰仅余亲兵数十人,行将就歼,都司罗思举突率乡勇来援,冉天元被俘,清军反败为胜。冉部万·余,由张子聪等率领,南下太和镇(今射洪),渡过潼河,进入川西富庶地区。成都戒严。嘉庆帝逮魁伦入京,令其自杀,重任勒保为四川总督。

活动于甘肃之高天升、马学理等部白巾军,由阶州(今武都)进入龙安。闰四月,在竹子山口击败清军,杀总兵施缙后再返甘肃;八月间,夜袭陕甘总督长麟于徽县伏家镇,杀将军富成及游击台清阿等官兵千余;九月,进至陕西,在略阳、沔县(今勉县),杀总兵札勒杭阿,在西乡法宝山杀提督王文雄、副将鲍贵等。

活动于湖北之徐天德、樊人杰等部白巾军,转战鄂西北,六月间在南漳马家营击败明亮部,杀总兵王凯等;十月,在远安牛鹿坡击败追击清军,杀总兵李绍祖、参将沈庆春等。

白巾军虽然仍获多次作战胜利,但自身损失很大。自五年夏起,清廷“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等措施逐渐生效,使白巾军在战略上开始转入被动,不仅粮源、兵源日渐减少,而且行动经常受阻,难以进行大范围的流动作战,而主要在川、陕、楚边境地区进行出击及流动。六年正月至七月间,在清军连续进击下,各部白巾军仅剩干余或数百、数十人,基本上被限制在南山老林之中。实力较强者,尚有苟文明、樊人杰及蒲景等少数几部。至七年七月时,此三部亦先后被清军歼灭。十二月,额勒登保上报嘉庆帝“大功底成,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实际上尚有多部小支白巾军活动于南山老林进行游击作战。八年二月,清骁将、提督穆克登布深入老林追击,为少数伏击战士格杀。八月,被清廷解散之部分乡勇,参加白巾军,不时向老林以外出击。九月,在西乡附近击败堵击的清军,杀副将朱槐。白巾军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又坚持战斗1年余,直至九年九月,最后一位白巾军首领苟文润被叛徒杀害,历时9年的白巾军(白莲教)大起义方告结束。以川、楚、陕白巾军大起义为转折点,清朝开始由盛世走向衰落。

  点评:修堡筑寨、固守一地与硬拚的作战指导,是白巾军起义初期被清军各个击破的主要原因;大踏步前进、后退,实施流动作战,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获得了战争主动权,粉碎了清军聚而歼之的战略企图,但由于没有建立根据地,当清军实施筑寨团练及坚壁清野时,即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是白巾军后期终于失败的主要原因;教、军合一的组织形式和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制度,致内部派系林立,战争中缺乏统一领导、计划及各部不能密切协同,亦为白巾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

这一点存疑,虽然数字出于清朝的官方户籍档案

因为白莲教起义发生的地区实际上相当小,涉及的不过是湖北西部,四川东部,陕西南部,河南西南部。该地区的总人口估计仅为3000-4000万左右。

「师父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一声「师父」重似千斤!

师父是你修行路上的明灯,照亮你前方的路;师父是你生活中的阳光,照耀着你温暖着你,为你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为你带来了春日的希望;师父是你心中的依靠,找到了师父你就找到了回家的路,你不再漂泊了不再孤单了,你已不再是你自己了,你有师父了、你有师兄弟了,在这个温暖的大家庭里你会成长、会感到温暖、更会找到方向。

在没有找到师父前你会迷茫会困惑,如同大海中的帆船在茫茫大海中,狂风卷击着乌云,你没有指南针你找不到方向,你害怕你恐惧你呐喊,可是都被海风吞噬;如同独自行走在山林中,在茂密的森林里野兽狂叫、阴风怒吼,参天的树木遮挡了阳光、只是星星点点洒下一点光亮,你寒冷你饥饿你疲惫,可是还要防备野兽的突袭;如同你孤身穿越沙漠,漫天黄沙你看到的是迷蒙的世界,你走不到头你也望不到方向,干粮没有了、水也没有了,你又累又饿又渴却又不能放弃,一旦放弃死亡就向你逼近,你必须坚持坚持再坚持,你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你也不知道能否活着走出沙漠。想一想,同修们在我们没有找到师父前是不是此番境地甚至比这还惨,我们是寸步难行啊!

我们承受了多少的苦难,经历了多少的考验,又流过了多少的血泪,这些我们都忘了吗?我们哭天不应,叫地不灵,那种感觉是生不如死啊!但是我们又必须坚强又必须向前走,因为我们心中的信念在支撑,我们还没有了知生命的真义,我们还没有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我们还没有通达生死的问题,我们也没有摆脱凡尘的束缚、跳出因果圈子、出离三界六道,更没有达成我们的使命完成我们的任务,又怎么能轻言放弃呢?又怎么能畏难不前呢?又怎么能贪图享乐呢?无数次的给自己上政治课,无数次的给自己加油打气,无数次的提醒激励自己。这些都是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是对我们的考验,也告诉我们「法」是不好求的,更警醒我们找师父的不易要懂得「尊师重道」。尊师重道修行本,不懂尊师修无所成啊!

师父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师父不是那么好当的,师父的不易我们有谁体会过?又有谁真正的理解师父、走近师父呢?我们都觉得师父很威风有那么多的弟子,都觉得师父为我们做这做那都是应该的,谁让你是我师父呢!都觉得师父当得很容易很轻松也很潇洒。唉…同修们啊!我们可知道那么多的弟子,暂且别说一个个领上道、明事理、真修实修,单说管理,如此多的弟子,师父要怎样才能管理好呢?担心这个修偏了、担心那个迷糊辨不清方向了,师父得费多少心啊!你真的觉得师父带一个弟子是那么容易的吗?

师父还得担起普度众生的大任,你真的觉得那是那么好做的吗?众生刚强难度,师父要有足够的耐心去度化,了解众生走进众生因才施教,让迷途众生知道回头、知道上法船、知道回家乡,善巧方便悲心救度;唤回众生因轮回而迷失的性灵,帮助众生擦亮那颗蒙尘的心灵,真的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师父何曾说过放弃,又何曾言过退缩,实在太累太累了才说有点累。你的承负你得自己去化解、你的罪孽你得自己去背,可是当你承受不了了找到师父,师父把你推出门外了吗?师父是不是在悲心救你度你呢?为你背承负、为你背罪孽,何曾说过一个「不」字。

你修行是你自己的事,你沦落恶道抑或是得成正果都是你自己的事,和师父有关系吗?可师父怜惜你、慈心度你,不辞疲、不言倦,只是为了你能明理你能好好修,屡屡为你开释、手把手教你带你,只为你能够上法船,师父又何曾皱一下眉头呢?众生理解的还可以,众生不理解的还要诽谤,这和生你养你的父母你不知报恩反而将其赶出门外有什么区别呢?可尽管如此师父放弃度你了吗?慈光依然照耀着你,对你严厉了甚至打你骂你了这都是为了你好,你用心体会了吗?

师父不是只有阳光一样的温暖,还有寒风一样的刺骨,因为不打你不醒啊!师父如烈火如闪电如雷鸣,又如春风但都是为了度你啊!你用真心体会你师父的苦心了吗?这些你都懂吗?可是你呢?你又是怎么做的呢?「怀疑」自己的师父!问问你自己,到底有没有这样的心?问问你自己,是否对自己的师父做到了绝对真诚?问问你自己,有没有把一切都供养给你的师父?还怀疑你的师父?你有什么可怀疑的?是怕你师父带你去杀人?还是怕你师父带你去放火?是怕你师父让你上刀山?还是怕你师父让你下火海?都问问自己,你对得起自己的师父吗?你师父悲心度你,你却还要怀疑?人与人相交还需要「信任」二字,真诚相待呢!更何况是师徒之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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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__(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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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尚书·吕刑》记载,周穆王在叙述刑法的起源时说:“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这段话的意思是:蚩尤一开始作乱就祸害到了百姓,他的种种行为不仅没有对那些贪婪得像鹞鹰一样的人的嚣张气焰构成预防和打击的效果,反而使他们装出一番虔诚的奉上峰命令架势,更加疯狂的去掠夺人民的财物。所以,九黎族人不听从蚩尤的命令。在这种情形下,蚩尤制定种种严酷的刑罚来威逼九黎族人服从,并美其名曰“这就是法令。”于是,削鼻子、割耳朵、破坏人的生殖器、在人面上刺字等各种严酷的刑罚就开始滥加施行并成为制度了。从此以后,那些贪婪之徒杀人掠夺都有了华美的托词,他们说他们这样做是依法行事。这样,九黎族人才跟着他乱哄哄的干起坏事来。这一段记载给了后世读者一个印象:蚩尤是九黎族的暴君,太平盛世时期倡令作乱的凶顽之徒。如果你有兴趣再读一读其它史籍的话,或者如果你有兴趣还去读一读像《龙鱼河图》、《遁山开甲》等五行、谶纬或者志怪类如《述异记》等古代典籍的话,你会发现蚩尤的形象几乎被定格了: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一句话,这是一个绝对的反面形象。也许与“暴君、乱贼、贪婪凶顽”有关吧,在上述典籍中,蚩尤的形象又是那么怪异:“铜头铁额”、“八肱八趾”、“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食沙石子”。不仅如此,就连“蚩尤”这个名号也是怪怪的:《广雅释诂》:“蚩,乱也。”《方言》:“蚩,悖也。”又说尤,同由尤,是人肚子里一种虫;“蚩”、“尤”合起来意思就是一种行为悖乱的虫子,这自然是人们一句字义望“字”生义的结果。如果说《龙鱼河图》、《遁山开甲》、《述异记》等典籍是因其本身怪异而有意塑造蚩尤这样的怪异形象的话,人们望字生义而诠释蚩尤名号的意义则有明显的歧视、贬损、嘲讽等负面意义。那么,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里要说一段重复的话。我在《从史籍中看炎帝和黄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司马迁采信《大戴礼记·五帝德》、《大戴礼记·帝系》的记载和观点,以黄帝为五帝之首,实际上就是以黄帝为尊,也就是以黄帝为正统,自然,举凡与黄帝所言所行所思相悖的就是非正统的,也就是非正义的了。用春秋笔法来记载和叙述非正统、非正义人物的历史,自然就要将炎帝对子氏族部落的征伐活动斥之为'侵凌’了。”《大戴礼·用兵》把蚩尤说成是“庶人之贪者也。及利无义,不顾劂亲,以表厥身。蚩尤愍欲而无厌者也。”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意见,由此推而广之,蚩尤与黄帝有过敌对行为,而且,很有可能,终蚩尤一生,他与黄帝只有敌对,没有合作。所以,人们在评述蚩尤的种种行为及由此而来的功过是非时,也受这种意见支配,并且,较之于评述黄帝的其他曾经有过敌对关系的对象,其批评、贬斥的主观态度又更为显著。司马迁是这样,其他古代史学家也是这样。

《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段话暗合了蚩尤是暴君、乱贼、贪婪凶顽之徒的形象,也似乎印证了《尚书·吕刑》的记载。但是,它给人留下的悬念实在太多了。

《史记·五帝本纪》在记载黄帝为建立统一的国家雏形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伐活动,重点记叙三场战争:降服炎帝氏族部落的阪泉之战,平服蚩尤的涿鹿之战,安定北方的北逐荤粥之战。人们不禁要问:司司马迁为什们要单单叙述这三场战争呢?

阪泉之战促成了黄帝、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产生,奠定了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基础,为人类社会迎来了文明的曙光,它的意义深远,值得一记;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剑指北方少数民族,发动北逐荤粥的战争,在安定北方的同时,彰显了新兴氏族部落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综合实力及影响,在坚决打击敌对势力之余,震慑了其它潜在的敌对和分离势力,其政治意义胜过军事意义,是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维护和巩固统一民族和国家雏形而进行的一场宣传战,意义非凡,也值得一记。那么,涿鹿之战为什么也值得一记呢?我们不妨先在史籍之外的典籍中来搜寻有关线索:

《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蚩尤作兵伐黄帝,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龙鱼河图》说在涿鹿之战的初期,黄帝“遂不敌”蚩尤,“乃仰天而叹,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在天神的帮助下才制服蚩尤。《黄帝玄女战法》说:在涿鹿之战中,“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最后在仙女的帮助下才战败蚩尤。《玄女兵法》则说:“黄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注意,这里说“九战九不胜”、“三年城不下”,以至于或交战双方都比拼神力,或黄帝一方的神灵暗中相助,这才取得胜利,无非是说蚩尤是很强大的对手,其战斗力不亚于黄帝,甚至比黄帝还要高强,因此,仗打得惨烈,赢得艰难。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原因之一。

史籍《逸周书·尝麦解》有这样一段记载:“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以临四方,司__(缺两个字)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翼。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这段话的意思是从前,天下还没有安定的时候,上天降生了炎帝、黄帝两个圣人,他们降生之后,才开始定制的制度、建立章典,并按制度、章典治理天下。在这个过程中,黄帝授命炎帝分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炎帝就让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任职。可是,蚩尤却在那里兴兵作乱,驱逐炎帝,炎帝大败而逃,蚩尤一路紧追,一直追到涿鹿,并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交战。炎帝非常害怕,只好先黄帝求援,黄帝就出兵与蚩尤作战,最后,将蚩尤战败,并把战败的蚩尤杀死在冀州一个叫“绝辔之野”的地方。

这段记载可以补充司马迁上述记载的缺漏,它交代了涿鹿之战发生的原因和大致经过:蚩尤氏族部落归属了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在职务上,蚩尤是炎帝的直接下属;当炎帝奉命委派两个官员去管理地方事宜时,炎帝作出了让蚩尤一同去山东赴任的安排,而炎帝自己也在山东一带,这说明炎帝和蚩尤除职务上的上下级关系之外,可能还有其它特殊的关系,这为蚩尤到山东以后,积蓄力量,整军备武,最后,举兵驱除炎帝创造了机会;蚩尤举兵驱逐炎帝,并把炎帝打得大败,这说明蚩尤拥有一个强大而又有实力的集体,即氏族部落,而蚩尤则是这个氏族部落的首领;黄帝让炎帝派蚩尤去山东赴任,也就是让蚩尤氏族部落迁徙到山东去,对于蚩尤氏族部落来说,这是被迫背井离乡,这应该是导致蚩尤举兵逐炎帝的主要原因;涿鹿之战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蚩尤逐炎帝,后一个阶段是炎帝联合黄帝共同战胜蚩尤,在形式上是氏族部落联盟平定子氏族部落的叛乱,属于平定内乱的战争。

涿鹿之战是一场平定内乱的战争,它的发生时期很特殊,因此,意义非同一般:涿鹿之战发生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建立之初,也就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形成初期,平定这样的叛乱直接关系到了这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雏形的存亡和发展。这是涿鹿之战值得一记的主要原因。

《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也许是可信的,所以,后世有不少史学家采用了这段记载。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罗泌,他在所著的《路史·后纪四》中是这样转述的:

“炎帝参卢,是曰榆罔,居空桑。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逐帝而居于涿鹿,顿戟一怒,并吞亡亲。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于是四方之侯争辩者宾祭于熊,爰代炎辉,是为黄帝,乃封参卢于路,而崇炎帝之祀于陈。”

罗泌的转述较之《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更为详细。第一,他告诉我们,炎帝氏族部落的首领,也就是炎帝,名叫参卢,又叫榆罔,榆罔及其氏族部落原来居住在空桑。空桑是一个地名,大致在现在的鲁西豫东地区。第二,到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内部处于不稳定状态,面临分崩瓦解,这说明此时的炎帝氏族部落已经衰落了。第三,就在炎帝氏族部落处在这样的困境时期,炎帝派蚩尤去镇守山东西部,并管理工匠事宜。第四,到山东后,蚩尤接受炎帝的节制,但是,炎帝却缺乏节制蚩尤的实力,于是,蚩尤乘机起兵驱逐炎帝,这说明,炎帝和蚩尤同属一个氏族部落,他们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蚩尤举兵驱逐炎帝,也就是争夺氏族部落的领导权。第五,在连吃败场之后,炎帝求助于黄帝,黄帝派邓伯温等人领兵战败了蚩尤。这说明此时炎帝氏族部落已经归属了黄帝氏族部落并因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第六,战胜蚩尤对于巩固和壮大以黄帝为首的氏族部落联盟有着非凡的意义,黄帝的天下共主地位由此而确定。

罗泌的这一段转述很容易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炎帝为战胜蚩尤而归顺黄帝并与黄帝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我们能否由此推断炎帝和黄帝之间是先后合作后又分裂呢?这样的联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问题:其一、是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两个氏族部落的联合吗?其二、是先有炎帝、黄帝平定蚩尤的涿鹿之战然后才有炎帝、黄帝之间的阪泉之战吗?

这两个问题的支撑点在第一个问题上,我们不妨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在罗泌的转述中有三处缺主语:“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产乱”。从文言文省略句子成分的一般特点来看,这里应该是承前省略主语,这个省略的主语是“炎帝参卢”。“政束务乘人而斗其捖,于是诸侯携贰,乃分正二卿”,这是说炎帝榆罔时期,炎帝氏族部落联盟领导层内部矛盾重重,以至于疏于对子氏族部落的有效控制和管理,这导致了子氏族部落的离心离德,由此引发了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动荡不安。在这样的特殊背景条件下,炎帝“乃分正二卿”,对氏族部落联盟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确定了自己与蚩尤在氏族部落联盟内一正一副两个最高领导职务,与蚩尤共同管理氏族部落联盟。“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这是说在具体分配工作的时候,蚩尤被委任主持管理少昊氏的故地山东一带,这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的西部边境。到此为止,我们可以获得这样的印象:炎帝榆罔和蚩尤之间的争斗乃是炎帝氏族部落联盟,甚或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内部事务,我们不妨称其为“内讧”。“黄帝,时为有熊氏,实懋圣德,诸侯利宾之。参卢大惧,设襢于熊,黄帝乃暨力,牧神皇风后,邓伯温之徒及蚩尤氏转战,执蚩尤而诛之。”这是说作为新兴的天下共主,黄帝的实力和影响力正如日中天,不仅赢得了其它氏族部落的拥戴,而且,在走投无路的狼狈处境下,作为老牌天下共主的炎帝榆罔也不得不屈尊相求,这就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联合,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共同战胜了蚩尤。如此说来,问题的答案似乎应该是这样的:涿鹿之战促成了炎黄氏族部落的联合,先有涿鹿之战,后有阪泉之战。

父,《说文》的训解是:“巨也,家长率教者。”这就是说父就是大的意思,指的是拥有对人行使统领、管教权力的人,即首领。后来,“父”的这个意义被“后”、“帝”所取代。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不妨也用解读文本的方式来看一看《逸周书·尝麦解》。“昔天之初,诞作二后”,这“二后”指的是谁?从“命赤帝分正二卿”的叙述来看,“赤帝”乃是“二后”之一,从“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来看,另一后应该是黄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皞”,这里承前省略了两个主语,前一个主语是黄帝,后一个主语是赤帝,也就是炎帝。“命赤帝分正二卿”,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黄帝授命赤帝分派、任命两个行政主管管理地方事宜,这说明在涿鹿之战前,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已经存在了。“命蚩尤宇于少皞”, 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赤帝任命蚩尤去少昊氏的故地山东赴任履职,这说明赤帝和蚩尤之间是一种上下级关系。联系下面叙述蚩尤举兵驱逐炎帝的情节来看,赤帝和蚩尤很可能属于同一个氏族部落,而且,他们是这个氏族部落的两个重要首领。所以,蚩尤逐赤帝应该是炎帝氏族部落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再读《路史·后纪四》所附的《蚩尤传》,我们更容易理解赤帝和蚩尤之间斗争的性质:

“帝榆罔立,诸侯携,胥伐虐弱,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小颢,以临西方、司百工。德不能驭,蚩尤产乱,出羊水、登九淖,以伐空桑。逐帝而居于涿鹿,兴封禅,号炎帝。”

这一段话意思是:榆罔继承炎帝地位的时候,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子氏族部落各自为政,以强凌弱,氏族部落联盟面临瓦解。于是,炎帝榆罔选派两名得力官员区地方上管理个子氏族部落。他任命蚩尤到少昊氏的故地山东去,分派蚩尤管理西部的子氏族部落和各种工匠。但是,蚩尤的实力和影响力太大了,炎帝榆罔更本就无法驾驭蚩尤,蚩尤乘机兴兵作乱。蚩尤反出羊水、九淖,直指炎帝榆罔的大本营空桑,把炎帝榆罔驱赶到涿鹿。之后,蚩尤取代炎帝榆罔而自称炎帝,并举行了祭告天地的封禅仪式。

这一段话说得十分明确:蚩尤驱逐炎帝榆罔,目的是取而代之,自立为氏族部落的最高首领炎帝。

那么,怎样来理解《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对这段史实叙述的不同之处呢?我们认为三者之间可以互为补充,《逸周书·尝麦解》着重于交代事件发生的背景,即涿鹿之战是在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形成之后发生的,所以,作者特意在叙述之后来了一段这样的评述:“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作者认为,蚩尤兴兵驱逐炎帝,这是“以甲兵释怒”,用战争说话,述说自己内心的不满。联系前后文来看,蚩尤不满的多半是炎帝分任给自己的职务和工作。作者又认为,黄帝援助炎帝平定蚩尤之乱这是顺天意,有利于稳定炎黄氏族部落联盟内部的稳定和有序运作,所以说平定蚩尤之乱是“用大正顺天思序”。我认为,这样的评述是紧扣涿鹿之战繁盛的背景来说的。《路史》的转述则着眼于“展示细节的真实”,补充说明《逸周书·尝麦解》叙事细节方面的不足。

《蚩尤传》的上述叙述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公案:蚩尤是否就是炎帝?吕思勉等前贤经过考证以后认为阪泉和涿鹿是同一个地方,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乃是在同一个地方发生的两场战争,很可能就是同一场战争中前后两个阶段中的两场大仗。以此为一个依据,吕思勉等前贤认为炎帝和蚩尤可能就是一个人。我认为不同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的战争,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不同战争的未必就是同一个人。今人刘俊男老师在其《炎帝就是蚩尤》一文中,先论述炎帝不是神农,然后从十一个方面举证论述炎帝就是蚩尤的理由。我也赞同炎帝不是神农,但并不是说炎帝和神农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认为就单纯的名称这个意义来讲,神农和炎帝是同一氏族部落前后不同时期的首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从《逸周书·尝麦解》和《路史》的叙述来看,蚩尤和炎帝之间应该也有一种特殊关系:很可能,炎帝榆罔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所以,《遁甲开山图》说:“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路史·后纪四》说:“蚩尤姜姓,炎帝后裔也。”一般认为,榆罔是神农、炎帝家族的末代首领,而蚩尤则与榆罔同时,这与《遁甲开山图》、《路史》说蚩尤是炎帝的后裔并不矛盾。从《蚩尤传》来看,蚩尤有过逐炎帝榆罔而自立为炎帝的举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蚩尤是众多的炎帝中的一个,言蚩尤冢是炎帝陵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以此断定蚩尤就是与黄帝同时代的炎帝而直言炎帝就是蚩尤,这是不恰当的。

蚩尤与炎帝同属一个氏族部落,蚩尤乃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其族源、出生地及早年活动地、活动范围及“牛首人身”的形象的相同乃至重叠实属正常。当炎帝氏族部落归顺黄帝氏族部落并由此组成炎黄氏族部落联盟以后,作为炎帝氏族部落的后裔及炎黄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中成员,从职业上来说也好,从职务上说也好,蚩尤从事于炎帝相同的工作,这也是正常的现象。当蚩尤与黄帝交恶的时候,蚩尤秉承氏族部落的传统以火攻黄帝,与黄帝以谴责炎帝氏族部落的罪状去谴责蚩尤,这也属正常现象:蚩尤不是炎帝氏族部落的吗?这些都蚩尤与炎帝相同的方面。在古籍中,蚩尤主兵,是战神,蚩尤主法主罚,德合荧惑星,即火星,所以,与火星相对应的炎帝,也体现了蚩尤的特征。但是,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到古代人帝陪天帝、人间帝王的臣佐陪人间帝王的祭祀体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作为神灵的炎帝和蚩尤在古人的表述中还是有区别的。《淮南子·天文训》说:“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其神为荧惑。”这段叙述告诉我们:炎帝是天帝,在星宿上表现为太阳,人间帝王炎帝与之相配受祭,朱明是人间帝王炎帝的臣佐(一说朱明是夏季的另一种说法),与人间帝王炎帝相配受祭,在星宿上表现为荧惑星,荧惑星就是火星。这样的表述暗合炎帝与蚩尤的关系:在南方天宇的星宿,太阳和火星一主一次,与炎帝和蚩尤的一主一次的关系一样。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在叙述炎帝、黄帝、蚩尤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的政治倾向性十分明显:以黄帝为正统,在叙事时始终以黄帝为本位和中心,故不惜使用春秋笔法。你看,言炎帝,则称其“侵陵诸侯”,言蚩尤,则称其“作乱,不用帝命”,而且是“最为暴”,特别是司马迁前面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后面又说,在这样的敏感时期,“轩辕乃修徳振兵”,其言外之意就是炎帝无德,炎帝失德。司马迁更本就没有以炎帝为本位来纪事。既然已经在做了这样的铺垫,司马迁为什么还要讳言黄帝啥蚩尤呢?没有必要,事实上,司马迁并没有讳言黄帝杀蚩尤,你看,他不是说黄帝“遂禽杀蚩尤”吗?既然如此,我认为,说司马迁为避免轩辕黄帝有“犯了弑君之罪”之嫌而有意识的将本为同一个人的炎帝、蚩尤分为两个人来叙述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怎样来表述炎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才比较合适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可以这样来写:炎帝和蚩尤是同一氏族部落同一时期的两个主要首领,蚩尤曾一度驱逐炎帝榆罔自立为炎帝,这是涿鹿之战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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