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物之美：一本故宫极简艺术史，讲述文化的绝处逢生
我把这些物质称作“古物”，而不是叫作“文物”，正是为了强调它们的时间属性。每一件物上，都收敛着历朝的风雨，凝聚着时间的力量。
美不是奢华，不与金钱等值。美，是一种观念，一种对生命的态度，是凡人的宗教，是我们为烟火红尘里的人生赋予的意义。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古物之美。
博物致知，近年来兴盛的博物馆文化让大众与我们自己的文物和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靠近，当我们一次次走进博物馆，面对那些古物，也会期待用一种更好的方式去了解、去体察背后的历史温度。
前几天“国际博物馆日”之际，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发布了今年的主题——“超级连接的博物馆：新方法，新公众”。这个主题与国内博物馆文化的趋向不谋而合，借由便捷的多媒体技术、多元的参展活动、全新阐释的学者笔触，大众对古物之美有了新的认知。
今天我们推荐的新作《故宫的古物之美》是作家祝勇继《故宫的风花雪月》《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故宫美文”。在这本书中，祝勇选取了18件故宫藏品，以18篇散文讲述一件件国家宝藏的前世今生，连缀起一部故宫里的艺术史，再现中华文明的营造之美。
祝勇，故宫博物院影视所所长、艺术学博士。出版作品400余万字，有十二卷《祝勇作品系列》行世。代表作：《旧宫殿》《血朝廷》。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新疆》总导演。
日常生活是复活古物的最好途径
这本书中有一个章节叫《踏雪寻梅》，谈的是漆器文化。祝勇谈到了漆器在古代衣食住用里非同寻常的存在。
在故宫博物院所藏17707件漆器里，几乎找不出几件漆器，上面没有花卉植物图案，即使以龙螭鸟禽、亭台殿阁为主题，也一样是花团锦簇、草木如诗。所以，在这些来自自然（漆树）的漆器上，花与植物，几乎成为通用的语言。
比如这件永乐时期剔红双层牡丹纹圆盘，内雕双层重叠牡丹，穿枝过梗，各自成章，或藏或露，繁而不乱，肥而不腻。这构图风格是永乐时代漆器的典型特征，图案以数朵（一般是奇数，如三朵、五朵、七朵）盛开的大花满铺，叶片丰腴饱满，四周衬托着含苞欲放的花蕾，象征着帝国的繁华与昌隆。
漆器也渗透在明清时期的茶文化中：
到清代，乾隆时宫廷里有一种“三清茶宴”，直接以梅花、松子、佛手入茶，以雪水相烹。这种风雅，在漆器上亦有迹可循。故宫有一件清乾隆时的红地描黑漆诗句碗，就是三清茶宴所用的。
然而，祝勇也特别注意到，中国漆器文化在当下的衰落，以及流传到日本后被发扬光大的事实：
七千年的漆器文明，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几乎无处不在，它的长度、品质，比起青铜、瓷器更能代表中华文明，只是，在当下，我们很遗憾地与它疏离了，甚至与木器相处，也成了奢侈。
在日本，漆文明则通过一只木碗、一个食盒，向日常生活领域，高歌猛进。
中国人都知道，China的意思，是瓷器。但很少有人知道，Japan的意思，是漆器。
日本人的漆器制造，是向中国人学的（主要在唐朝）。但日本人后来居上，威尔·杜兰特在《东方的遗产》里说：“油漆的艺术也是始于中国，但传入了日本才达最完美的地步。”到15世纪，“日本的漆器工业水平就已经相当精湛，以至于许多中国工匠，要为向日本学习漆器工艺而远渡重洋”。
不是日本人贪心，是我们自己丢的东西太多，想拾回来，要趁早。
也因此，祝勇发出了这样一个感慨，而这也代表了当下许多人对“非遗”保护的一种相似观念：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被封为“遗产”的文化，是死的文化。因为只有死者，才谈得上“遗产”。只有把文化交还给日常生活，文化才能活回来。博物馆里的文物，才能真正复活。
中国文化的绝处逢生，来自一种精神
在《绝处逢生》这章中，祝勇开篇介绍了秦始皇焚书这段历史，这场文化浩劫并没有彻底让经典古籍消失，历史选择了一个书生来改变走向：
伏生是秦朝的一名博士，危难之际，他冒着死亡和灭族的危险，把一部《尚书》偷偷藏在自家墙壁的夹层之内。
历史还是在这里预埋了一条线索，那就是伏生不仅是《尚书》的收藏者，还是硕果仅存的一位曾经参与编修《尚书》的人。只要他还活着，《尚书》就在，不在墙壁里，而是在他的心里。
到了汉文帝刘恒时期，一场浩大的抢救工程展开了：
白发苍苍的伏生，穿越了秦朝的黑夜来到汉朝，在生命的终点，他看见晁错，还有晨光中一张摞满空白竹简的书案。
我们可以从唐代诗人、画家王维的《伏生授经图》中重温当年的场面。几年前，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千年丹青——日本、中国唐宋元绘画珍品展”，就展出了这卷《伏生授经图》。这件传为唐代王维所绘的作品，宋代宫廷秘藏的《宣和画谱》中记录过它，现收藏于日本国大阪市立美术馆。这幅画纵25.4厘米，横44.7厘米，绢本设色。画上的伏生，须发苍白瘦骨嶙峋，头着方巾，肩披薄纱，盘坐在案几后的蒲团上，右手执卷，左手指点其上，嘴唇微启，似乎在说着什么。他的山东口音里，埋伏着自尧舜到夏商周跨越两千余年历史文献，他的倾听者，不只晁错一人，后世的所有读书人都竖起耳朵在听。所以，《伏生授经图》，不仅是一幅人物画，更是一幅关于声音的绘画，那听者，生了又死，层层叠叠，布满了两千多年的时空，人数庞大，无法统计。
后人说:“汉灭秦，汉无伏生，则《尚书》不传；传而无伏生，亦不明其义。”
明 杜堇 重绘《伏生授经图》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因为伏生身上这种坚韧不屈，薪火相传的精神，后世诞生了无数个“伏生”，也形成了一种文化精神：
在中国文化的漂泊转折中，伏生是一个重要的衔接点，他为即将断裂的历史线索结结实实地打了个结。
自此，在历史的翻云覆雨中艰难生存的中国文化，总是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原因是这个国家始终不缺像伏生这样认死理、死认理的人，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司马迁也是这样的人，所谓“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身为“刑余之人”，司马迁居然踏遍青山，将那些即将消失的史料凝聚成一部《史记》。正因有了他，后世史家才找到了一种记录历史的可靠方式，最终汇聚成《二十四史》的浩瀚长河。
此时，从他们们笔下流出的文字，已经不是李斯擅长的小篆，而是过渡为隶书。
隶书，已经成了汉代的流行字体。
行将消亡的古代经典，通过他们的手，以隶书的方式，流传下来。
文字改变了历史，顺便，也改变了自己。
而汉字的流传、演化以及代代使用，让中国文化得以延绵不断，不同的字体也看出了不同的朝代气象：
隶书诞生于秦代，发育、成长于汉代，或许，只有在汉代宽阔的疆域里，它才能真正地驰骋和壮大。它保持着一种即将腾跃的动作，就像一位健将，蹲伏在起跑线上，身体虽呈静态的，却暗含着一股势能。那是中华文明准备加速时的姿态，一切都在准备中，一切还没有绚烂起来，就像晨曦中的景物，虽暖昧不清，却已轮廓分明。
平稳的篆书和昂扬的隶书，刚好暗合了秦汉两个朝代的气质——前者是沉降式的朝代，“文士鼓舌，游侠仗剑，苍蝇无头，瞎猫乱撞”，都被这个朝代干净利索地纳于一统了，尘埃落定，最后化作地平面之下的兵马方阵；汉代则是一个飞起来的朝代，这在汉高祖刘邦“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慷慨歌吟中就看出了端倪，汉代建筑上挑的飞檐、马踏匈奴的巨型石雕、肢体飞扬的说唱俑、飞扬律动的丝绸之路，至今还保留着飞升的动势。
本文内容摘自
《故宫的古物之美》
祝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
转自: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