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荐书丨周必大集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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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必大集校证

有宋一代，为中国文化之鼎盛之时，集部昌盛。宋代集部的整理向为古籍整理的重要领域。如《苏舜钦集》、《欧阳修诗文集校笺》、《张先集编年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苏洵《嘉祐集笺注》、苏辙《栾城集》、秦观《淮海集笺注》等，数十年来，宋代重要文人的别集陆续皆得以整理出版。

《周必大集》的整理是水到渠成之事。宋人别集、诗文集之整理，首先受到重视的是苏轼、欧阳修、苏辙、王安石等人，其次是朱熹、李觏、柳开、周敦颐等人，最后才是李纲、周必大等人。近年来，随着宋代文学、史学、理学研究的深入，宋代文学家、哲学家乃至政治家的集子普遍得到重视。尤其是宋史研究，沿着对“祖宗家法”、心学理学、变法党争等路径逐渐走向深入，对史料的深入开掘也势在必行。总而言之，宋代集部的整理大概是先北宋而后南宋，先词章而后政治。

南宋开禧二年（1206），周必大去世近两年之后，生前所作诗文由其子周纶结集初刊，体例一依周必大主持校勘之欧阳修文集。不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所言，“其间有《奉诏录》、《亲征录》、《龙飞录》、《思陵录》，凡十一卷，以其多及时事，托言未刊”。知吉州郑寅于嘉定十年（1217）补刊，从而形成《周益公集》二百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的基本形态。由于卷帙过多，刊印数量不多，并且据陈振孙在福建抄录时“全书然犹漫其数十处”来看，刊刻质量未必很好。周必大集在元明之世未曾刊行，多以传抄方式流传。明抄本现存数种，其中以国图所藏澹生堂抄本最为闻名。迄至清世，方有欧阳棨感恩周必大刊刻其祖先欧阳修文集，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和咸丰元年（1851）分两次完成了《周益国文忠公集》的刊刻。除了宋刊残本之外，欧阳棨刊本为唯一的较为完整的周必大集刊本。

周必大著作等身，文集、著作存世者达二百卷之巨，堪称宋人全集之最，比李纲《梁溪集》一百八十卷还要多。卷帙浩繁则刊刻不易，周必大集之初刊由其子主持，其后数百年未有刊刻，到清代才重行付梓。刊刻不易则流传不广，宋刻本今之存世唯残存三分之一。如此则初刊之宋刻本残缺，元明二代数百年未有刻本，清代才有刻二百卷全集本及四库全书抄本流传，周必大全集欲求一善本作底本而不可得。因故，周必大集之整理首先要克服浩繁之篇幅，其次要面对善本之阙失。这就是周必大集久久未能整理的原因。

因为以上原因而《周必大集》久未得到整理面世，是宋代文史研究的损失。王瑞来先生对周必大全集二百卷作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对宋代文史学界来说是好消息。周必大为“四朝宗臣”（赵括语），“谋大事，决大议，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他以文章起家，登进士科，历宦地方，入为起居郎，做到宰相，其诗文为南宋文坛盟主，其奏议关乎朝廷大事、大议，在在皆文学、历史学研究之需。经过统一规范的整理后，周必大全集中，早入学者之眼的《省斋文稿》、《平园续稿》、《二老堂诗话》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较少为人采撷的“历官表奏”、“政府应制稿”、“奏议”、“书稿”等则将为南宋政治史、制度史研究提供良便使用的第一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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