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校园观察 ｜ 美国高校是如何激励私人捐赠的？
文/孙嘉明
十几年前，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后，便获得了在南方达拉斯某所州立大学的教职。次年，我在芝加哥母校校友会的工作人员用电子邮件与我联系，并约时来到我所在的大学与我见面。那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一手提了一摞材料，一手亲切地与我握手。交谈中介绍了母校发展情况，以及在达拉斯附近的一些校友，并赠送给我“校友通讯”等资料，说碰到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找他们。我初来乍到南方，他提供的消息，不谛给人鼓舞。随即他提出了希望将来给母校捐赠的事宜。我随口答应，并未特别放在心上。
此后，几乎每年都有母校的求捐信息发到我的邮箱。有电子邮件，也有发往我住址的普通信件。甚至常常有follow up的信件（即你收到信之后跟进发给你同样的信）。扪心自问，当初我在读博士学位期间，曾获得母校的全额奖学金，除全免昂贵的学费，还有基本月薪（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如今有了稳定教职，确实应该回报母校呀。因此也时不时的几十或上百美金打款给母校，聊表感谢之意。每次捐款后，母校都会寄来感谢信和收据，并告知可以报税抵扣等。后来与这里的华人教授聊天谈起此事，他们都有相似的故事，情节大同小异而已。细想也不足为怪，校友捐赠不仅是曾经的学子回报母校的一种义举，也是母校由此与校友保持联系发展关系，扩大影响的一种双赢举措。母校以校友获优异成绩为荣耀，校友则以母校持续发展而骄傲。因此，校友捐赠母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在美国高校的办学经费来源中，捐赠收入作为一种重要的资金来源，无论是私立大学还是公立大学对此都相当重视。 当然，由于高校性质不同，经费来源的构成比重也有很大差别。但一般而言，主要的经费来源渠道有以下几种：
1．联邦或州政府拨款 － 无论是公立大学、私立大学还是社区大学，都能或多或少地从联邦或州政府那里得到财政拨款，公立大学得到要多一些，私立大学当然要少许多。公立大学的拨款方式有两种：一种方式是按学生人头定额，主要解决学校运行经费问题，包括行政管理费用等；另一方式是按专项建设或科研计划，经审批后拨款。
2．学费及杂费 － 学费是美国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公立大学、社区大学收费与私立大学相比要低很多，因此教师的薪水相对较低; 私立大学学费昂贵，教师的薪水则比较高。一般来说，学费占到学校总收入一半左右。学费通常按学年收取，除此以外各校还收取住宿及其他杂费。
3．捐赠收入 － 捐赠收入是美国高校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捐赠收入的多少在各校之间差距较大，私立大学最多高达近70%，公立大学一般也有10%左右。捐赠收入包括指定用途的捐款和非指定用途的捐款，指定用途的包括学生奖、助学金、专项建设项目及专项科研经费。
就以我所在的州立大学而言，每学期开学后第二周，任课老师需要上报学生人头数（Census Date Rosters），即你所开设的课程总共有多少学生在册（除去两周内drop off的学生）。这是为了上报州政府，获得拨款。由于学费和杂费在公立学校中相对比较低，在各公立学校都是统一按政策规定收取，因此学校的发展好坏主要还是靠这第三块，即捐赠收入。也是就说，你学校各种公共关系发展得好，名声佳，校友中“牛人”多，社会捐赠多，则发展的潜力大，吸引的学生也多，从而得以良性循环。因此，校长往往把捐赠或各项筹款以获得充足的办学经费以及注重战略性远景发展看作是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职责。美国大学校长一般不管教学，只管大政方针、社交和筹集经费。教学一摊则都由教务长管。为了从组织机构上确保捐赠收入的落实，学校专门设有“机构推进”（Institutional Advancement）部门，并设有分管副校长主持此项工作。而该机构的的宗旨即：“为大学和社区提供公共的和私人的支持，为捐赠者创造个人传奇并为后人所敬仰（You leave a lasting legacy to be remembered）。我们的工作是努力开发捐助者的兴趣与大学需求相匹配的资源，并鼓励教师，员工和学生与校友参与”。该 “机构推进”由几个部分组成：发展部（Development）负责有关捐赠事项，捐赠计划等; 推进服务（Advancement Services）负责对捐赠者的管理与联系，财务基金管理等事项; 校友关系（Alumni Relations）负责联络校友，年度活动，校友联谊会等。
高校捐赠收入很大程度上与校友会工作的成效成正相关。校友是美国各大学捐赠群体的中坚力量。校友会通过各种方式与历年的校友取得联系，定期向校友发放出版宣传刊物、向捐赠者及社会公众传递有关大学规划、目标、发展、变化等信息，经常举办校友联谊会，邀请校友们回校进行座谈、讲学、聚会，并每年固定一个日期举行校友捐款活动。因此，校友是巨大的无形资产，是美国高校接受社会人士和私人捐赠的重要资源。
总体上讲，美国高校捐赠收入主要通过两种方式筹措：
1．直接捐赠（Donation）：个人将自己的财物所有权、处置权或使用权转移给大学。捐赠的形态可以有货币、土地、建筑物、艺术品、遗产、股票、建筑物使用权等。如果捐赠的是货币，一般也会指定用于某项活动或专项用款；这些受赠的财物，学校一般可以直接处置或使用。
2．基金方式（Endowment）：基金会方式所取得的资金性质是货币或有价证券。也有捐赠时是非货币形式，一般最终要转化成货币或有价证券；而大学将资金集中管理，进行基金资本运作，尔后对收益部分进行使用，一般不会对本金直接进行分配使用；基金一般由大学基金会统一管理和运作。
我所在的州立大学规定，通过基金方式捐赠，可以一次或多次捐款，如总额共计10,000美元以上的捐赠，则可建立一个永久性基金（Permanent Fund）。通常捐赠基金是以投资之后的营利部分用于支付所赞助的项目。捐赠基金命名由捐赠人确定; 捐赠基金可以为纪念亲人和朋友而命名设立。
对于所有捐赠收入，学校基于捐赠基金的协议，规定捐赠的目的，形式，进度等来进行管理。 捐助者可以立承诺，或备忘录来表述他们的捐赠对象和偏好。每件捐赠都有收据，以此作为捐助者为大学提供他们的贡献证明，并可以作为慈善捐款而豁免交纳个人所得税。同时，而“推进服务”部门的工作是确保所有支出均符合捐助者的愿望（Advancement Services verifies all expenditures are in accordance with donor’s wishes）。
除了对校友和社会人士的捐赠激励之外，我所在的州立大学也有提供给现任的教职员工的捐赠学校的机会。比如，设有“桥梁建设者” （Bridge Builders）。它是对现任的（或退休教师）和工作人员向本大学提供数额不等的捐款、礼物或购物捐赠一种机制。“Bridge Builders”一词是从本校的100多年前初创者梅奥教授（Professor Mayo）最喜欢的一首诗中摘取的，这一词语体现了教师和工作人员为学生成长做出贡献时的慷慨，意味着在学生和教师之间建立桥梁。而这些捐赠都可以通过抵扣税的方式来进行。
BRICK GARDEN（“地砖花园”项目）是我所在学校的提供给教职员工捐赠教育的一种形式。也就是一种 “购砖捐款” ，即捐赠者可为学校的校友中心（Alumni Center）购买一块地砖，上面可以刻有捐赠者所希望的、有纪念意义的语句等（见下图）。我也曾参与了这一项目，花了125元美金购买了一块地砖。学校由此获得了捐赠，而个人和家属也实现了他们的愿望。
“教职员工通过捐赠参与学校的活动，也感受到了学校发展的使命感。体验到作为校园的成员之一，您在大学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无论您在校园里从事哪项工作，您都可以间接地为学生提供无与伦比帮助。” 因此，教职员工与校外人员之捐赠举措的差异也在于此。事实上，现任教职员工的参与捐赠有时对捐赠者个人的成长前景可能会产生美妙的效果。
高校募捐形式还有通过大型募捐筹款运动（Fundraising Campaign），这是一种不定期的专项筹款，规定在一定时间段内完成一定数额的筹款；还有常规募捐，每年学校都固定一个时期举行定期的筹款活动。美国高校教育募捐的主要对象有企业、富豪、杰出校友，也面向普通群众等。
在美国，教育是具有公益性特点的社会产业，社会捐赠教育理所应当。美国高校接受捐赠办学的传统由来已久。在创建初期，大部分大学都是私人捐资创办的。有资料显示，在1860年以前的264所院校中，私立大学占247所之多，其中大多是由教会牧师或私人捐赠建立起来的。今天仍然著名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就是当年接受捐赠而创立发展起来的典范。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命名最早可以追溯到1638年，约翰·哈佛向美国第一所高等学校剑桥学院成立时捐赠了300卷文献资料和800英磅，为了纪念哈佛的慷慨义举，学校更名为“哈佛学院”。1718年，英国商人伊莱休·耶鲁对学校捐赠了大量钱物，对学校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人们为了纪念他，以他的名字命名，称为“耶鲁学院”。渐渐地，这些捐赠兴学的先例形成一种风气，潜移默化的成为美国社会的传统。
纵观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社会捐赠之风一直贯穿并伴随美国高校的成长。进入20世纪，随着美国经济的崛起和富人群体的大量涌现，热心高等教育的人士更是纷纷慷慨解囊，资助大学的建设。社会各界对大学的捐赠既有社会名流、企业巨子、商业富豪、杰出校友的巨额捐赠，也有关心大学教育的小型公司、一般校友、普通群众等中小额捐赠。除了个人捐助之外，还有来自富翁所成立的慈善基金会的捐款，如卡内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等。 今天来自世界各国的捐赠者来美国高校捐赠也络绎不绝，有增无减。
美国高校激励捐赠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概括：
1，掌门人亲自挂帅
在美国高校，校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筹资，每一年要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与捐赠者面谈，介绍学校的发展目标和振兴学校计划。美国高校校长（也有称CEO的)，是像经营公司一样重视对大学的经营，树立学校自身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并对外宣传和推销，对象包括在校学生、校友、学生家长、公众、企业及其他组织。而高校与公司不同之处还在于，“产品”生产出来后有可能成倍地回馈给“产品的生产者”。因此学校从一开始就要把学生定位到学校未来的捐赠者和学校对外的宣传和推销者来对待，善待学生对于学校的发展和接受他们的捐赠起作非常关键的作用。校长通常也会专门配备一名副校长以及整套班子成员专职从事募捐筹款工作，以确保捐赠工作的落实到位。
2，专业化基金管理
美国各大学都设有称之为发展部或推进部、基金会等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配备相应的人员，长期从事募集资金的工作。通常，捐赠基金的收益部分是根据捐赠者意愿来确定。捐赠者如果指定该笔捐赠只能用于学生奖励或困难资助的，甚至于是只能资助某领域、某专业方向、来自于某地区、某些或某个学生等，则该笔资金只能按要求使用。而捐赠基金的本金则用于投资进行增值保值。基金管理由理事会（或董事会）依据相关法律和制度、根据基金会及大学的实际情况科学决策是用于大学发展或是用于投资进行增值保值。
3，悉心捐赠者利益
捐赠者都会有自己的希望和利益所在，不应试图认定捐赠者是一个没有利益要求的无私的人，也要摈弃如捐赠者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就是不正当的错误思想。美国高校之所以能获得大量私人捐赠与获捐赠高校灵活的政策相关。如授予捐赠者荣誉称号（荣誉博士学位等），给予捐赠者命名权（如命名某一教学楼，图书馆等）。私立大学也有可能会招收捐赠者自己家族的子女就读，私立大学医学院也有可能为捐赠者家族提供某些特惠健康医疗服务等。此外，受赠机构的募捐策略会影响到捐赠人的决策，校友在就读大学期间的学习、社团及其他经历也会影响捐赠人日后的捐赠决策。因此，对捐赠者利益作细致灵活的安排，尤其是私立大学由于其特殊性更可以采取具有较多灵活性的吸引捐赠举措，能够充分满足捐赠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收益，这往往带来很好的效果。
4，免税性政策扶持
美国政府和公众对于高校接受社会捐赠的行为也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充分的理解，政府对捐赠者一律实行全免税政策，该政策的实施刺激了捐赠者的捐赠热情，公司和私人也乐于资助大学的发展。因此，在捐赠大学教育的同时，可免除个人所得税或公司所得税，在扬名的同时，可以免税，这对许多有钱人或大公司是一种“理性选择”，从而为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创造了宽松的环境。美国政府在个人所得税法设计方面考虑到了激励社会公益机制，为捐赠举措制定的一系列长期优惠政策，对于激励各种捐赠创造了良性的“捐赠生态环境”，因此，捐赠教育、捐资助学成为美国的一种重要文化现象。
美国高校的私人捐赠教育的繁荣，是其宏观层面制度设计、社会精神、以及具体操作方式的综合性结果，这不光吸引了大批本国富豪和普通民众捐赠高等教育以及各种慈善机构，也吸引了其他国家的富豪不断向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捐赠，其中不乏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地的富豪。其原因恐怕也是这样的捐赠支持制度匹配了他们的捐赠需求，使他们作为一个“经济人”获得了精神和物质收益的最大化。
反观国内高校，由于高校是国家产业，教育历来是由国家拨款，因此改革开放前几乎无捐赠教育可言。在国人眼中，大学是国家办的，是国家的事业单位，让社会或私人捐赠大学有损国有大学的面子。在这样的体制下，教育发展依赖政府拨款的心理和羞于向私人募捐的观念根深蒂固。当然这和那个年代人们的收入水平有关，由于平均主义盛行，哪有人有余钱可捐赠？改革开放后，情况已然发生变化，社会办学的呼声越来越强，国家政策文件中提出了“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办学”的方针，国内高校中实行办学经费渠道多元化、向社会募集办学资金，吸引外资助学的风气开始出现。80－90年代，我在国内高校期间，也听说有国外或香港的实业家来中国或内陆投资学校建筑，并命名的图书馆等。然而，那时还未有国内社会人士捐赠大学之说。
近几年来，开始出现有不少富豪捐赠国内高校。《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中国高校在2012—2014年获得社会捐赠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2012年的0.52％、2013年的0.53%和2014年的0.46%。国内知名大学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的最大收入来源依然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捐赠收入的比重相当低，在大学总体收入中不到1％。前几年清华大学某年的捐赠收入达4亿人民币，为国内最高。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哈佛大学同年收到单笔捐赠就达4亿美元，为该校已达364亿美元的基金账户再添厚实的一笔。近年有资料表明，2016年电子科技大学60周年校庆时的校友捐赠获得总计近17亿元捐赠款，刷新了国内高校捐赠的最高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提出了减免税费、金融支持等促进措施，对捐赠教育无疑会带来新的前景。
除了政府方面对于捐赠教育的税收政策需要配套扶持之外（对个人捐赠款项免除收得税，对此国内现有的税收制度尚无法实现），教育依赖政府拨款的心态依然浓重，全社会“捐赠教育的生态”尚未形成。此外，高校主要领导对捐赠工作不够重视，机构设置不够完善，缺乏捐赠的渠道，对捐赠资金管理的疏漏等，也可能是国内大学捐赠工作难以奏效的原因。美国高校激励私人捐赠教育之所以成功，不仅仅表明它的资金募集和管理方面的经验，能有效解决办学资金紧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教育的理念和社会的精神以及制度的保障。因此，国内高校要真正推动社会或私人捐赠教育，非标本兼治不能奏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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