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黄开泰讲中医养生篇
西方文化精神，在物在利在争，营造竞争自利的情感氛围。竞争自利，情感是负面的，害生伤生。中国文化精神，在仁在爱在和，营造利他互助的情感氛围。利他互助，情感是良性的，护生养生。
动物和人都有情感生活。动物有爱有杀有争，人有爱有杀有争。人之所以是人，就是人通过文化的熏陶，能够克服动物性，能够不争不杀，情感关系不是野性之争的关系，不是物质利益的关系。
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熏陶人的观念追求，人的观念追求，决定人的社会生存关系。所以主导世界的文化精神，是决定人类情感生活的主要因素。
自然生存时代，人是原始人，没有精神理性，本能支配日常的生活行为，情感简单、淳朴、天真，诸如吃饱了晒晒太阳，挠挠痒，打闹打闹之类，情感就能得到满足。
物质生活丰富起来，人类的思维，令文化快速发展，从木棍、石器等“术”的发明创造，进步到了文化精神，文化精神主导文化之术的发展，文化之术便有了目的性。
获得物质利益，是科学等文化之术的基本职能。生活需要物质，科学等文化之术的基本意义就是知物、造物。
生命不是物质本身决定的，生活的好坏、情感的美好，也不是物质能够完全决定的。生命是多维联系的生命，人是相互联系的人，有欲望、有观念、有追求，文化生存时代的物质利益的多少，不是生存关系和与不和、情感生活好与不好的决定因素。
文化不能唯物唯利，需要重视人情关系，把物质利益当成是和谐生存关系、营造人性温暖的工具。漠视人情关系的文化冷冰冰，是堕落的文化。
西方物质文化，求数理，创造物质财富，用物理法则构建人类社会，胜王败寇弱肉强食。动态变化是自然之常态，也是社会之常态。
人情关系在动态变化之中，保持以人为本、和善仁爱的关联性，是维生、护生、养生的关键。由于在人情关系中，缺乏人为本、和善仁爱的文化精神，所以在社会财富极其丰富的今天，人们的物质生活天差地别，社会情感没有人性温暖。
王弼《周易略例·明爻通变》：“变者，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所求也。”钱穆云之，数理只能发明物理，不能推算人情。而人事变动，则主要在人情，不在物理。若要推进人生界的一切变化，树立人生界的一切义理，应该从认识了解人生本身内部之情意入手，不该在天地自然界外面的象数上空摸索。（钱穆·《中国思想史》，九州出版社，2012，119-120.）
人情关系不是物质关系，数理、物质不能解决。
人情是变化的，关系是多样的。人性温暖的社会关系，需要人性之善的文化，需要仁义道德的修养。没有人性之善的文化，不修养仁义道德，文化人的人情关系，比动物、原始人还恶。
人有善恶之天性，在文化熏陶下，形成一定观念，具备某种理性。物质文化恶，熏陶自利、争斗的精神；人文精神善，熏陶爱人、维生的精神。
要使人能爱人，有维生、护生、养生的理性自觉，认识了解人生本身内部的情意——本能之欲，发明创造出树立人性之善，修养仁义道德的文化，是营造人性温暖的人情关系的基本条件。
人是动物，是野兽。人性之善的文化精神，通过礼法教化，改变人的动物性，革除兽性，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成人。成人的人，有仁心，走义路，便能营造主仁善友爱的人情关系。人不成人，自利之恶，把物质利益当成人情关系的纽带，人不可能拥有温馨的情感。
《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哉！”
人心不可见，文化精神不可见，但人能够感受社会之苦乐，感受人情之冷暖。社会苦乐由文化精神所营造，人情冷暖取决于人心善恶，要真正维生、护生、养生，树立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在世界文化的主导地位极其重要。
精神生活高于情感生活，幸福的情感来自天人合一的文化精神，来自仁义道德的修养。
精神生活在文化生产时代，通过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影视、戏曲等体现出来。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影视、戏曲不仅对精神生活具有导向性的作用，还对人的道德修养具有导向性的作用。重视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影视、戏曲的善恶，正化文学、艺术、新闻媒体、影视、戏曲的精神导向，是人类获得良好精神生活的关键。
学雷锋以立德，学大寨以强本，学大庆以立国，激发助人为乐、自力更生、奋发有为的精神，人情关系善也。福布斯、奥斯卡、吉尼斯、欧美奢华，激发贪婪自利、相互争斗的精神，人情关系恶也。
善恶精神，不是本能之欲自然而然形成的，是文化精神熏陶、教化形成的。有什么样的文化精神，便成就什么样的人，人们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文化精神完全不同。中国文化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形成了天人合一、仁善为本的文化精神。
《礼记·礼运》：“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以天地为本，故物可举也。”
人之道，归根结底是自然之道，是生存之道。在西方文化精神的熏陶下，人变得野性起来，为物而奋发，为财而厮杀，以为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程序正义、法制分权等等，就能够构建人性文明的社会，其实根本不行。
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程序正义、法制分权等，无不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执行、靠人来评判，人的观念意识、道德修养才能决定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程序正义、法制分权等在现实之中的人文价值。人无德，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程序正义、法制分权等便无德，所以西方文化的强势国家，通过民主自由、契约精神、程序正义、法制分权等文化手段，干涉别国内政，打压别国发展，攫取别国财富。
不只是精神生活，西方唯物唯利、为我唯争的文化精神还破坏了自然生存关系。水、空气、食物被毒化，自然环境越来越不适宜生存，世界没有真正的和平，人类没有人性之善的文明，西方文化难辞其咎！
在西方文化精神主导下，人类你争我夺，精神生活紧张，弱势者、普通民众精神生活压力巨大，物质日渐困苦。弱势者颠沛流离，无处为家，比原始人的生活还痛苦，生存还艰难，如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国的民众，如翻越美国隔离墙的难民。
人生，非物质存在，非肉体存在，非孤立存在，而是生命存在，是多维联系的存在。人与人相联系，人与群体、国家相联系，与天地自然、地球万物相联系。生还是死，幸福还是痛苦，多维联系是基础。文化把物质利益放在第一位，否定人之德，必然走上维生、护生、养生的反面。
维生、护生、养生的文化精神，以和为本，维护自然生存关系之和，营造社会生存关系之和，把塑造仁义道德放在首位。
人生是动态变化的，多维联系的生存关系是动态变化的。多维联系的动态变化，没有文化，有自然之分寸，有生命之尺度。有了文化，文化精神影响甚至决定动态变化的方向、规模、程度。
文化是人发明创造的，文化精神是人选择的，发展、运用科学等文化之术在人，所以人的健康问题、情感问题、物质保障、社会文明问题，乃至于能不能可持续地生存问题等等，归根结底还在人，在人之德。
人有人情。人情存在于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等人际关系之中，是不断变化的，冷暖苦乐因人情关系的变化而不同。
人情发之于本能之欲，受文化精神的影响，由个人观念的调节。文化熏陶善之人情，人有善心，有仁义道德，精神生活就很富足，很实在；文化熏陶恶之人情，人唯物唯利，有争斗精神，精神生活就紧张痛苦。
文化精神是人本能之欲化为文化理性形成的，善之欲化成仁义理性，以人为本，恶之欲化成物质精神，以物质利益为本。
文化精神反作用于人，教化人，使人具备一定的观念理性，进而控制科学等文化之术的发展方向和实践运用。所以认识人的本能之欲，分析文化精神的善恶，以便科学等文化之术履行维生、护生、养生的文化职能，对于个人养生，对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都十分重大。
西方文化精神，在文艺复兴前，以宗教为内涵，通过宗教裁判所在现实之中发挥作用。文艺复兴后，物理法则的科学为内涵，通过所谓的法制法规、舆论渲染在现实之中发挥作用。
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仁爱为核心价值的文化精神，通过礼法、礼仪在现实社会之中发挥作用，熏陶人性，教化仁爱。
《礼记·礼运》：“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
正，是和谐社会之正，维生、护生、养生之正。天下正，则天下生命得护；国家正，则国家人民得养；人心正，则个人身体健康。
正的根据在天，“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得天之正，礼法为之，教化人情，则人之德正。德正者，仁爱也。有了仁爱之德，科学等文化之术就有维生、护生、养生之用，就能为活生生的人保驾护航。
善之欲化成仁德，而有爱人之情感。恶之欲化成物本位的争斗精神，人便你争我夺。在西方文化精神的主导下，人们把技术进步、物质财富作为文化目的、人类前进方向，轻视人，漠视自然生存关系，科学等文化之术沦为了你争我夺的武器，人类的精神生活比野兽、原始人还糟糕。
不同的文化精神，熏陶出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是非观、价值观，人们便有了不同的生活态度，或以身发财，唯名利是务，忘躯殉物；或恬憺虚无，随遇而安，以财养生。
精神生活是理性的，有所为有所求，有所不为有所舍。精神生活是文化人区别于原始人和动物的主要标志，但区别的根据，不是精神本身，而是精神内在的善与恶，在科学等文化之术的生命意义、人文价值。
污染威胁到了人的健康，威胁到了生存远景。有人打着环保的旗帜，误导人们精神，希望中国满于现状，听任欧美摆布。
中国是不是应该不问青红皂白，都善，都仁，不发展科学等文化之术了呢？绝不是，相反，应该大力发展科学等文化之术，大力提升综合国力，不仅要保证自己自立于世界，而且要保证超越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是当今的强势文化，野性霸道是现实世界那些强势者、强势国家的基本精神，对野性张狂的人们，如同对豺狼虎豹一样，不能书生意气，讲仁义，只有自己强大，拥有了战胜野性、控制恶霸的能力之后，才可能用仁义道德感化西方。
文化精神是文化的灵魂，凝聚不同文化构成文化体系，有和而不同的特征。文化是人类精神的孵化器，不同文化精神，形成不同观念，使人有不同精神，不同理性，不同作为，生活也就有了不同的目的性，有了不同的生命意义。
人的精神存在于人的观念意识之中，人的观念意识集合形成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影响人的健康。文化精神对于社会生存关系举足轻重，对于个人的养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化塑造仁善精神，教化人爱人，以己度人，将心比心，不伤人、不害人，则人生能健，人生能强，人生能久；文化以物为本，形成功利观念，倡导个人价值，引诱利益相争，有利可图便损人利己，伤人、害人，则人生多苦，人生多损，人生多难。
人的生活，要有人样，文化首先要有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
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基本标志，在文化是人文精神，在个人是仁义道德，以善为根本。
养生，物质是基础。动物养生的物质，自然有保证，人类养生的物质，科学等文化之术的生产来提供，文化精神主导分配。
衣食住用物质生产，不能决定衣食住用的物质分配，文化没有善的精神，人没有仁义道德，贪得无厌，自私自利，争夺厮杀，再丰富的物质，也无法解决绝大多数人的维生，护生、养生的问题。
文化生存时代，精神生活高于情感生活，也高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是文化人的生活基础，但幸福美满的生活，物质的多少不能决定，只有精神修养到了一定境界，挣脱了名缰利锁的束缚，不为物喜，不为利悲，恬憺虚无，随遇而安，生活才能美满幸福。
人不知足，争夺不止，神为物所累，气因利而耗，维生、护生、养生不过是一句空话。
精神是理性的，有两种存在形式。
一是存在于文化之中，体现为文化发展的总体方向和文化实践的基本目的。科技、政治、军事等文化之“术”，如何发展，如何运用，是为活生生的人服务，以维护生存环境，营造和谐社会，提供生存保障为目的，还是为了文化本身的发展，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为功利成就、奢侈生活服务，这就是善与恶的文化精神的问题了。
二是存在于活生生的人的观念意识之中，支配人，决定人的学习、工作、生活的目的。仁义、和善的观念，生命为本的理性，以养生为目的，日常生活顺应自然，涵养神气，而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情感和美，既能养己之生，又不伤他人之生。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费尽心机谋略，既伤己生，又伤他生。
西方文化的精神生活，贪婪而不知足，充满野性，如竞争力、胡润排行、五百强你追我赶。欧美暴恐大片、杀伐电游的血腥、暴力、争杀，刺激恶之欲，助长相互争夺，使人的野性不断膨胀。
争，我才能富，才能好；争，我才能生存，才能获得生活物质。不争，便会被欺凌，便会被掠夺；不争，便会被压迫，便会被剥削。西方文化熏陶出好争、好斗、好冒险的精神。于是，人在自然，与其他生物争资源；在社会，与其他人、其他人群、其他国家争财富。丛林法则的阴霾笼罩着科学化了人类。
精神生活是脱离了自然本能的高级生活形式，戏曲、电影电视、新闻媒体、学校教育等，将文化精神潜移默化为人的观念意识，形成一定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非观。
文化精神既能决定物质生活，又能决定情感生活，还能调节本欲生活。物质生活有生命公平、自然公平，情感生活有爱人助人的人情，本欲生活有生命之适的节度，没有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的教化、熏陶，人不能成人是不可能实现的。
精神生活处于人类生活的最高层次，苦与乐，健康与疾病，都与文化精神、个人观念密切相关，其维生，护生、养生的价值，大于物质生活。
人没有精神，奢华的生活可能催生死亡。英国17岁的少年唐纳利，买彩票中了200万英镑，买豪宅豪车后，过上奢华的物质生活，但患上了抑郁症，29岁时死在豪宅之中，死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给你足够的钱，却不给你人生目标，再没有比这更加残酷的事情了。25号宇宙的研究，也证实，美好的物质生活，不能维护生命的可持续发展。
人生目标是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精神要有人性，要有仁义，克己复礼，不断进取，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者能够自食其力，助人为乐，人就活得充实，有意义，有价值。
西方文化极为强势，控制了整个世界；形态医学很强势，控制了人们的医疗。人类要有一条正确的维生、护生、养生之道，活得好、活得久；人要维护好自己的健康，活得好、活得久，中国文化不复兴，中华民族不强大，中医学不“守正创新”，恐怕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