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端午诗歌与中华民族精神传统

《离骚》(节选)

战国·屈 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

余虽好修姱以鞿羁兮，謇朝谇而夕替。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茝。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也是第一位与我们日常生活发生密切关系的历史人物。我在还没听说过《楚辞》的髫龄，就已知道，用小网兜在脖子上挂一只鸭蛋，有喷香的粽子吃，还传说有划龙船的端午节，是因屈原而起。后来则知道，这一传说见于古书记载起码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南朝吴均的《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蛟龙所窃。今若有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彩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回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汨罗之遗风也。”（《艺文类聚》卷四）民间更朴素的传说，则是百姓怕屈原的尸体被江鱼吃掉，于是裹了粽子，投到江里喂鱼。至于龙舟竞渡，据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屈原以是日死于汨罗，人伤其死，所以并将舟楫以拯之。今之竞渡，是其遗迹。”（同上）历史上能被人们如此珍重并纪念的人物实在不多，因为能以国家和人民为重，坚持清明正直的政治理想的人本来就不多。在这不多的人里面，能凭自己的诗歌直接宣明自己的磊落志节而无须依赖史家传述的，就更少了。从这个意义上说，《离骚》就是屈原的精神自传，他对理想的不懈追求、对开明政治的热切向往，以及理想破灭后的深刻绝望，无不抒发在这首长诗中，让世世代代的读者为之震撼，并景仰其峻洁的人格和不妥协的批判精神。《离骚》的精神力量，无论如何估量都不会过分的。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它支撑了华夏民族的脊梁，激励无数有良知的人抬起头颅，挺起胸膛，不惜以一死与黑暗势力抗争。这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传统的一个源头。

《竞渡曲》

唐·刘禹锡

竞渡始于武陵，至今举楫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义。事见《图经》。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

先鸣余勇争鼓舞，末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

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旗夹岸照鲛室，罗袜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永贞元年（805）底，积极参予王伾、王叔文革新的刘禹锡因变法失利而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刺史，滞留当地十年。同样的流贬经历和地域，让他对屈原的作品和事迹产生强烈的共鸣。这首《竞渡曲》记述了朗州赛龙舟风俗的来历和热闹场面。关于龙舟竞渡的缘起，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四曾辑录了一些古书的记载：“刘异《事始》云：楚传云竞渡起于越王勾践。《荆楚岁时记》云：旧传屈原死于汨罗，时人伤之，竞以舟楫拯之，因以成俗。《岁华纪丽》云因勾践以成风，拯屈原而为曲是也。”刘禹锡诗序也被郭氏所采录，因为他引据当地《图经》的记载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说竞渡起于武陵（即朗州），二是提到舟子划桨时喊号子都叫“何在”。他认为这是为屈原招魂的习俗的遗留。这两点记载使刘禹锡此诗及序成为考究赛龙舟风俗起源的重要资料。

诗按内容可分为四段，第一段四句写赛龙舟的时间、地点及由来，说明其起因是纪念屈原；第二段八句写整个竞渡紧张而激烈的场面；第三段伴随着议论，描写观众云集的热烈情绪；最后两句以赛毕人散结束。通篇的节奏和韵律有着明显不同于初盛唐歌行的特点，不再是四句一解的规律性转韵，而是随着竞渡场面的展开，以两句转韵隔开四句转韵，造成节奏的变化和张弛。在并不太长的篇幅中，既有热闹气氛的渲染，也有人物神情的细致刻画，并寓人生体验的哲理于即事的议论中，内容不可谓不丰富。结联以曲终人散的冷寂，揭示世事繁华背后的落寞意味，取眼前景以寄寓“逝者如斯”的感叹，使此刻的自我与千载上的孔子和屈原达成精神的交融与沟通。诗造语虽平淡，意趣却极渊永，一种历经沧桑、欲说还休的况味尽在不言中。

《屈原塔》

宋·苏轼

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

精魂飘何处，父老空哽咽。

至今沧江上，投饭救饥渴。

遗风成竞渡，哀叫楚山裂。

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

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

南宾旧属楚，山上有遗塔。

应是奉佛人，恐子就沦灭。

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

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

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

和刘禹锡一样，苏轼也历经贬谪，在一肚皮不合时宜的心境中度过人生的大半光阴。不过写作此诗的嘉祐四年（1059），苏轼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士，两年前刚以21岁的年龄早达成进士，未来的道路在他面前是一片光明。本年冬苏轼侍父入京，途经忠州南宾县（今四川丰都），看到这个与屈原毫无关系的地方竟建有一座屈原塔，惊异之余便写下了上面这首五言古诗。诗分三段：前八句写端午节投粽子、赛龙舟习俗与屈原的关系，次八句推测屈原塔的来历，末八句赞美屈原不苟求富贵而追求理想的节操。

青年苏轼面对眼前的屈原塔，浮想联翩，情不能已。相比楚地民俗来，更触动他的是屈原那深入人心的精神品格，因此他不是像刘禹锡《竞渡曲》那样在纪实性的叙写中展开作品，而是付之以精神史的追溯。投饭和竞渡不是呈现为娱乐化的热闹的民俗场景，而是祭祀与追怀的真正仪式，伴有“悲”、“哽咽”、“哀叫”等强烈的情绪活动。这使诗作通篇洋溢着浓重的悲慨声情。作者一再用反衬的笔法来强化议论的力度，如屈原赴死之决绝与世人眷怀之不绝，如事之无凭与人情之殷切，富贵之短暂与声名之无穷，世人之澌灭与屈原之不朽，最终以“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一联贯之，屈原持志之高洁与自己的无限景仰之情，都不待言而自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首诗就像是一个预言，宣示了作者未来的志节和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后来苏轼毕生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生活理想，身处逆境而不妥协苟合，同时保持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始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毕竟时代不同了，宗族时代个人和宗族的一体化关系已经解除，社会为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认同提供了一定限度的多元空间。政治理想的破灭，决不至于引发对生存价值的全部否定而别无选择地走向自杀之路。

《喜迁莺·端午泛湖》

宋· 黄裳

梅霖初歇。乍绛蕊海榴，争开时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斗巧尽输年少，玉腕彩丝双结。舣彩舫，看龙舟两两，波心齐发。    奇绝。难画处，激起浪花，飞作湖间雪。画鼓喧雷，红旗闪电，夺罢锦标方彻。望中水天日暮，犹见朱帘高揭。归棹晚，载菏花十里，一钩新月。

黄裳（1044-1130）并不是很出名的词人，但颇有才情，39岁中元丰五年（1082）状元，后官至端明殿学士、礼部尚书。他的词不多，但大都明艳可喜。《减字木兰花·竞渡》写端午龙舟竞渡夺标的情景，“欢声震地，惊退万人争战气”，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紧张而热烈的气氛。这首《喜迁莺》也是端午节所作，写湖上泛舟所见，内容更为丰富。词从端午的节候写起，梅雨初歇，海榴初开，自然地引出应节风物粽子和菖蒲。四处是泛舟布筵的游人，游人中更引人注目的是结彩斗巧的闺中女眷。正值龙舟竞渡开始，彩舫都停靠岸边，让龙舟中流击楫。词在龙舟齐发的刹那结束了上片。过片先用“奇绝”二字脱口赞叹，再描绘百舸争先，浪飞水激的火爆场面。明明是又描写又比喻，却偏说难画，更渲染了现场的紧张气氛。画鼓三句最终将竞渡的激烈气氛推到高潮，极畅快淋漓之致。虽然暮色渐垂，家家彩舫仍高挑朱帘，游客们似乎还沉浸在昼间的热烈气氛中。湖面渐归于宁静，一钩新月当空，送彩舫穿过十里荷花，载一船香气归去。词作通篇好像是端午一日的游记，主要是叙事，也没有什么新异的艺术表现，但眼中富庶的风物，四周优雅的环境，无不洋溢着祥和与满足的情调，引人遐想。今天我们在端午节出门看看，再读一读黄裳这首词，就会深切地痛感我们丧失了多少宝贵的东西。

《齐天乐·端午》

宋·杨无咎

疏疏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五。角黍包金，菖蒲泛玉，风物依然荆楚。衫裁艾虎。更钗枭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    沉湘人去已远，劝君休对酒，感时怀古。慢啭莺喉，轻敲象板，胜读《离骚》章句。荷香暗度。渐引入陶陶，醉乡深处。卧听江头，画船喧叠鼓。

这是两宋之交的书画家杨无咎客居远乡逢端午节而作的一首应景词。杨无咎（1097-1171），字补之，自号逃禅老人、清夷长者、紫阳居士。江西清江（今江西樟树）人，寓居南昌。能书善画，尤以擅画墨梅著名于时。现存《逃禅词》一卷，多题画之作。这首端午词也从黄梅雨起笔，大概南方此时正值黄梅雨季，写来十分自然。由于作者已不是第一次在远地度端午（《蓦山溪》词有“去年今日，踪迹留金水”之句），接着就说“殊方又逢重五”，言下十分感慨。“角黍包金，菖蒲泛玉”与黄裳词的两句很相似，不过黄词意主四方同风，而杨词则意主古今同俗。随后即缕述当地人过端午节的衣饰，这是节令景观的一部分。端午节不能不提到屈原，过片随即用轻漫的口吻劝人勿饮酒读《离骚》，感时怀古。熟悉《世说新语》的读者一看就知道，这里明显是在反用王孝伯的名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王孝伯此言表面上放达，骨子里激愤，更有许多绝望，同时反映出他们表面的沉醉放达与内心的清醒隐忧难以调和的精神世界的两面。杨无咎既然反用其语，自然也是反话，其中蕴含着不堪明言的深沉痛苦。我们甚至可以由此推测词为南渡后所作。“荷香暗度”几句意益旷达，欲在红牙檀板中遁入醉乡。这是极冷淡的笔法，与此相应的，端午最重要、最热闹的竞渡，也被淡化为无足轻重的背景，让人联想到米兰·昆德拉一部小说的名字——《生活在别处》，很耐人寻味。

《端午感兴》

宋·文天祥

当年忠血堕谗波，千古荆人祭汩罗。

风雨天涯芳草梦，江山如此故都何！

流棹西来恨未消，鱼龙寂寞暗风潮。

楚人犹自贪儿戏，江上年年夺锦标。

文天祥的经历同屈原有极相似之处，秉赋过人，状元及第，临危受命，上下倚重。他的不幸不在于怀才不遇而在于生不逢时，到他受命秉国之际，风雨飘摇中的南宋朝廷已无可为。眼看神州陆沉而束手无策，我们不难想象他的焦虑和痛苦。毕竟天下不是一家一姓的天下，大厦将倾非独木能支，当亡国的危机感日益迫近时，文天祥孤立无助、无奈且无力的感觉常激发为愤世嫉俗的悲哀。由刘禹锡《竞渡曲》可见，端午节的竞渡在唐代就已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形式。文人对精神偶像屈原的缅怀，并不能为这一传统节日增添更多的文化内涵，民间的端午节庆祝依旧沿着自己的方式，日益向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如果说身为朗州刺史的唐代诗人刘禹锡还能与民同乐，在水边搭个帐篷，自己充任竞渡的裁判长，那么到文天祥的时代，那锣鼓喧阗的赛龙舟就只能给诗人带来类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愤慨了。在文天祥这两首《端午感兴》七绝中，屈原沉江的五月五日完全成了与主辱臣亡的家国之恨相联系的日子，那在刘禹锡诗中详细描写的赛龙舟也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式的“儿戏”！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心境下，诗人们对同样的事件和现象会产生很不同的感觉，形成不同的判断。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首端午诗词都是与特定语境相关的一个独特文本。这在后代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端午日怀古》

元·谢应芳

五月五日追前贤，九歌九章鸣素弦。

蛟人应泣鱼腹葬，龙伯合赠龟毛毡。

招魂感旧痛梁坏，反骚媚新图瓦全。

楚天尽处卧游去，舣舟酹月罗江边。

长寿诗人谢应芳（1295－1392），通常只是作为思想史上著名的无神论者被少数学者知道。他自幼笃志好学，究心于宋儒性理之说，毕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宗教迷信，著有《辨惑编》、《思贤录》、《龟巢稿》等。这首端午日所写的怀古之作，表面看上去是追怀屈原，其实还有更丰富的现实内容。首联先用了两组巧合的数字引出五日和屈原的关系。《九歌》明明是《楚辞》的篇章，这里却利用了汉语的模糊性使之具有动词性质，平添一层文字趣味。颔联用神话中的角色来烘托屈原人格惊天地、泣鬼神的光辉。颈联再次将《楚辞》篇名编织进去，用屈原和扬雄的故事痛陈直臣惨遭摧折、奸佞变节求荣的黑暗现实，或许隐喻着元明易代之际的某些人事。可惜此类“今典”通常难以指实，这里的用典我也不知其具体所指。但作者那不可扼制的强烈的批判倾向是很清楚的。最后作者表达了远离污浊的现实，归隐南方楚地的意向，并设想了一个舣舟汨罗江酹月吊屈的浪漫景象。或许只有到那个时刻，他才能在一片宁静中与伟大的前辈进行心灵的对话，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归宿。

《午日观竞渡》

明·边贡

共骇群龙水上游，不知原是木兰舟。

云旗猎猎翻青汉，雷鼓嘈嘈殷碧流。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

江亭暇日堪高会，醉讽离骚不解愁。

明代济南出过两个有全国性影响的诗人，一个自然是名列“后七子”之首的李攀龙，另一个就是名列“前七子”中的边贡。边贡（1476—1532），字庭实，号华泉。才情极富，年甫弱冠便中弘治九年（1496）进士，但因清正自守、不附权阉，仕宦不顺。及至嘉靖间累官南京户部尚书，又被劾酗酒废职，罢官归里。清代大诗人王士禛非常欣赏边贡诗，曾为编刻诗选，揄扬于世。这首《午日观竞渡》当然不算集中名作，但作端午节诗来读可备一格。首联先以比喻制造声势，再揭开谜底挑明龙舟，妙在言知却偏作“不知”，避免了造语的呆板。颔联“云旗”对“雷鼓”，云取实象，雷以拟声，字面上对仗极工而义有虚实之别。旗为实象，“猎猎”本当摹状而竟用象声的字；鼓既拟声，“嘈嘈”貌似拟声却并不贴切，实际是兼取渲染气氛的效果，而另用专门形容雷声的“殷”字（出《诗·殷其雷》）来传达鼓声的震撼力。像这些地方的修辞，造语之工，用意之微，足见其于唐贤心追手摹、精严不苟之意。相对而言，颔联写得比较随手，“终古在”、“至今留”取意重复，微有合掌之嫌。尾联回到观竞渡的人，以逸兴遄飞的达语作结。“不解”在此应作“不知”解，才与全诗的情调相一致。边贡是太平时代的名士，正应了《世说新语》里王孝伯那句名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若无特别的理由，似乎不用求之过深，将它解释为反话。

淡水河边吊屈原

余光中

青史上你留下了一片洁白，

朝朝暮暮你行吟在楚泽。

江鱼吞食了两千多年，

吞不下你的一根傲骨！

太史公为你的投水太息，

怪你为什么不游宦他国？

他怎知你若是做了张仪，

你不过流为先秦一说客！

但丁荷马和魏吉的史诗

怎撼动你那悲壮的楚辞？

你的死就就是你的不死：

你一直活到千秋万世！

悲苦时高歌一节离骚，

千古的志士泪涌如潮；

那浅浅的一弯汩罗江水，

灌溉着天下诗人的骄傲！

子兰的衣冠已化做尘土，

郑袖的舞袖在何处飘舞？

听！

急鼓！可爱的三闾大夫！

滩滩的龙船在为你竞渡！

我遥立在春晚的淡水河上，

我仿佛嗅到湘草的芬芳；

我怅然俯吻那悠悠的碧草，

它依稀流着楚泽的寒凉。

余光中（1928-）是我们很熟悉的台湾诗人，他的《乡愁》一诗之脍炙人口，甚至为他赢得“乡愁诗人”的美名。与当代大陆诗人相比，余光中更显出强烈的民族感与传统感，身虽隅居于台湾岛，诗情却常常遨游于大陆，更写有许多古典题材的诗章。他喜欢歌咏那些伟大的先辈，在他的第二部诗集《隔水观音》里，仅写李白的就有《戏李白》、《寻李白》、《念李白》三篇。他写屈原也有《漂给屈原》和《淡水河边吊屈原》两篇，论精彩程度都不及李白那三首，似乎总摆脱不了老生常谈的观念性内容。这里选的《淡水河边吊屈原》也是如此，除了涉及与荷马、魏吉（大陆译作维吉尔）的比较，诗中的议论几乎毫无新意可言。但这首诗仍有它的动人之处，盖自贾谊、司马迁以降被无数诗人凭吊追怀的汨水孤魂，如今竟在台湾岛的淡水河边被一位诗人凭吊！在作品的最后一节，我们分明可扪触到作者流淌着乡愁的脉动。我非常喜欢这四句的韵律，洋溢着余光中诗特有的音乐之美，出自诗人对现代汉语韵律的良好感觉。作为诗性的赞美，我当然也很欣赏余光中为屈原所作的辩护，但我还是想指出，司马迁固然未能理解屈原的耿介，余光中也未透彻宗族时代个人和宗族的一体化关系。屈原因与楚君同姓同宗，“国家”对他来说体现了这两个字最原始的含义，是他宗族血缘之本，是他祖茔宗庙所在，是他作为宗子履行祭祀义务——这是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前提——的唯一场所。《礼记·曲礼下》载：“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一旦去国，他连祭祀这宗族社会最重要的责任和权利都将丧失，他的人生还有什么可凭附依托的呢？说到底，屈原与国家的一体化关系决不同于苏秦、张仪之辈，所以他也决不可能像苏、张那样挂别国相印。屈原的结局，可以视为一种坚守，同时也确实是一种无奈。后人在景仰其人格光辉的同时或许也应该体察其难言的苦衷。

原载《光明日报》2010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