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恋人絮语》:“骚狐狸”

罗兰·巴特

美国批评家萨姆·安德森说:“在20世纪中期的法国理论家中,罗兰·巴特是有趣的一个,福柯强悍、德里达模糊、拉康神秘。”的确,作为法国符号学理论大师,结构主义的思想家,在罗兰·巴特的思想里,似乎毫无清规戒律可言。任何一个企图要将他归类的想法在他的那些著作前会变得徒劳而白费,他是一个喜欢在文本里游戏的人。在罗兰·巴特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再次阅读这位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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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兰·巴特(1915-1980)当初是作为一个理论家引起世人关注的。他是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一个符号学家,一个结构主义者,最后也是作为一个后结构主义者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巴特的时代,正好是文学批评的时代。那时,人们急于摆脱先前的文学研究方法,寻找各种各样的文学阐释方式,以至于文学批评成为显赫的学科。而巴特始终是这个潮流中的先行者,他总是将各种各样的哲学观念(尤其是他的法国同行的哲学观念)引入到文学批评中来,他将文学批评进行花样翻新,他在这个领域不断地挑衅、发明和发挥。
  
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他野心勃勃,他相信文学批评值得倾注全力。他由此成为他那个时代最为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他和老派批评家的一场热闹而尖锐的争论既深深地伤害了他,也影响了他的名声。他著述生涯的开始,就是对法国文学史的梳理。他尽管借用了萨特的文学史分期,但是他的文学评判的标准却和萨特针锋相对。相对于萨特标榜的文学干预而言,巴特更加强调的是文学的无动于衷,强调不动声色的零度写作。正是因为这种放弃社会干预的企图,一种文学的纯粹的形式主义倾向就流露出来。他感兴趣的不是文学的功用,而是文学的风格,带有某种作者气质和禀赋的风格,一种具有生物学基础的风格。
  
他将文学视作是作家的特殊风格同一种普遍的先在语言结构进行的残酷搏斗。也可以说,写作,既是身体和语言的斗争,也是二者之间的妥协。写作,从根本上而言就是二者之间的协调。写作的痛苦和快乐就来自语言和身体二者之间协调的巨大难度。
写作的痛苦与快乐
“他将文学视作是作家的特殊风格同一种普遍的先在语言结构进行的残酷搏斗。也可以说,写作,既是身体和语言的斗争,也是二者之间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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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对文学的这种最初看法,显示了他兴趣的两个端点:语言和身体。在事业的前半段,他将重心放在语言上面。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不遗余力地尝试确定一种文学的理论,一种文学研究的范式,他先是建立符号学理论,后是建立文学结构主义理论和叙事学理论。他试图解释文学最基本的生产机制,即文学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他力图让这些理论模式应用于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的分析中。而所有这些,都围绕着符号和语言,尤其是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展开的,他是索绪尔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言人。
  
这是他上个世纪60年代的语言阶段。这个时期,身体被完全放逐了。毫无疑问,以语法为根基的文学研究无法容忍感官性的身体。但是,在他事业的后半段,从70年代开始,他放弃了这种普遍的文学研究的追求,他关注的主要对象恰恰是身体。不过,语言并未退场,并未被他放弃。语言经过一番迂回后被巴特植入了新的内容。现在,语言不再是一种普遍的语法结构,而是一种情不自禁的扩散,一种对结构和语法的奋力挣脱,语言存在着一种自我的逆反,它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差异性游戏,是各种各样的歧义在玩弄游戏的暧昧场所。
  
这是他在《S/Z》中所体现出来的解构主义观念。这种反体系的差异语言开始是无根的,它爆裂了语法的轨道而自我漫无目的地播撒。巴特又将欲望和激情引入其中,将语言与身体关联起来。语言不是从外部来禁锢身体,语言恰恰来自身体,它是爱欲的驱使。有多少欲望,就有多少语言!因此,人们应该在文学中感受快感。语言、身体和文学构成一个新的三位一体。现在,文学被看成是身体在诉说,它轻言细语,委婉叹息,而绝非语言模型的一个刻板应用。
  
在他的《恋人絮语》中,语言的窸窣呼应着身体的颤栗。不过,巴特不仅仅着眼于语言的生产,他也关注语言的消费。他换了一种对待语言和文学的方式,即不是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言,而是在那些既定的文学和语言面前,去创造性地阅读:可以扣紧语言阅读,也可以跳跃式地阅读,可以逆反式地阅读,让阅读也变成一种写作和创造,它是对既定语言的重写,它在这种重写中,在对先前被写下来的语言进行消费的过程中,同样能够获得一种身体的快感。文学语言如此之微妙,以至于巴特说,他满眼看到的就是语言,就是语言细腻而生动的行为。
  
巴特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并不令人惊讶,但是在当时却激怒了许多老派人物。他和他们针锋相对。他甚至也不断地同自己的过去针锋相对。他作为新派批评的开拓者和代言人而广受注目。他的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学院里面,在文学课堂上被大量地阅读和讨论,这样他的这些理论遗产在今天已经被完全消化了,以至于人们有时候忘记了哪些是批评的常识,哪些是巴特当年的历史发明。就像德里达的解构也是如此之为人们所熟知,以至于人们忘却了他是解构的发明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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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单纯的文学研究者可能会受到历史的冷落,但幸运的是,在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中,人们很难忘记罗兰·巴特的身影,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当年文学研究的成就,更多的是因为他特有的写作方式。他的研究和批评本身已经是一门艺术:一门写作和语言的艺术。在这方面,也许只有本雅明像他这样追求一种语言的炼金术。他的批评家的成就也是他作为作家的成就,他是一个以批评家面貌出现的作家,一个热爱语言的作家,一个心灵敏感和目光锐利的作家,一个单凭文章就能不朽的作家。
  
作为一个作家,除了文学批评之外,他还细致地写下他所见所闻的一切。他热爱细节更甚于热爱思想,热爱文学更甚于热爱哲学,热爱普鲁斯特更甚于热爱萨特,热爱经验更胜于热爱抽象。但是,他津津乐道于前者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将后者抛到脑后。他总是将文学转向哲学,将单一性转向普遍性,将经验转向抽象。反之亦然,他用文学驯化哲学,用细节驯化整体性,用形象驯化抽象,用经验驯化理论。他总是从细节和经验着手,然后将它们塞进总结性的格言和理论中。但是,他马上又对这种总结和理论进行质疑,用细节和经验对它们进行摧毁。哲学家说他太世俗,老派批评家说他太荒谬,而普通读者有时候觉得他太艰深。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他是同时赢得了学院内外广泛读者的少数理论家之一。
  
这当然是因为他对细节和经验的书写。他在各种经验和现象的表面停留,在人们总是熟视无睹的现象面前驻足。事实上,当人们总是将目光对准各种各样的大事件的时候,巴特注意到的是各种各样的小细节。他注意细节,人的细节,物的细节,日常生活的细节,他把这些细节记录下来,让这些细节进入历史和书本中,让它们获得自己的主权并且变得不朽。
  
这些细节有什么用处?对历史学家而言,它们是历史的垃圾,不值得关注。对作家而言,细节则构成一切。作家将细节作为文学的最基本要素,正是细节编织了生活的肌理。对于罗兰·巴特来说,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对这些细节的玩味上,就在于对日常生活中的点滴领悟,而不是一种抽象而空洞的基本原则。罗兰·巴特从未想到去做人生的导师,他在一篇文章中甚至提到了教学的荒谬。他很早就提到了生活方式的问题。人们也称他为社会批评家。
  
尽管同是在思考生活方式,但是他同社会学家的调查方案截然不同。后者对数据的依赖,对一个广泛人群的科学考察对于他来说是一件极其乏味的事情。罗兰·巴特的出发点是自己的经验,他确信的也只是自己经验到的东西。他总是能够对这些经验,许许多多人或许都曾感受过的经验,说出一些特殊的专属于他自己的体会,他将这些经验细化,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他致力于揭示这些经验,而且这些个人化的经验相对于普遍化经验而言并非无关紧要。因为个体经验就是他的全部存在感。每个人的经验都是每个人的存在感。对于他来说,个人生活或许就是由这些看上去平庸无聊的日常细节构成,而不是被各种各样的战争、政治运动、暴力和激情所控制。他喜欢平凡而不是歇斯底里的状态。尽管他的生活经历过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但是他努力让这个时代变得中性,他晚年在法兰西学院的一门课就是《中性》。
《明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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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特从少年时期开始,就一直处在动荡的状态。他孩童时的丧父,少年时代的战争和疾病,青年时期的海外漂泊,中年时期经历了1968年的动荡。他经历了许多“事件”,但是,这一切好像没有击中他的内心。他谈论了一切,唯独没有谈论战争,也很少谈及政治,仿佛这些离他很远。即便是他写过被左派推崇的具有批判意义的《神话学》,这种批判也是奠定在日常生活经验上的资产阶级的神话学。与其说他要批判,不如说他真正追求的是快乐,来自个人经验的快乐。一旦这种快乐消失了,他就会感到真正的悲哀。
  
对快乐的追求是不可能停止的,但是,快乐的获取随着年岁的增长则越来越困难。他感到晚年不过是快乐的自然消耗,他的晚年郁郁寡欢,他的日记表明,他孤独,无助,缺乏爱情,濒临崩溃,他失去了快乐。失去了快乐,也就失去了意义。巴特几乎将意义等同于快乐。这个一辈子追求快乐的作家,一旦快乐眼睁睁地离他远去,他想抓住快乐的愿望就变得极其强烈。但是,快乐,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快乐,总是落空,这是他晚年的悲哀。
  
这种快乐的追求,一方面来自身体,另一方面来自语言。巴特热爱语言,这甚至是他最强烈的也是最显而易见的风格标志。他用美妙语言讲述一切。即便是粗陋的现实、毫无意义的对象、种种不快乃至一些难以启齿的生理习惯,他都能通过语言赋予它们一些特殊的风格。他从没有因为推崇文学科学,没有因为谈论那些所谓的学院主题而杀死语言的微妙感性,而人们常常以严谨、科学和研究的名义在扼杀语言的无限性。
  
巴特在语言中找到了快乐,他既在伟大作家的语言中,也在自己的写作语言中。正是这一“文本的快乐”,让巴特获得了统一性和稳定性。事实上,他没有流派,他没有学术上的追随者,没有体系,人们总是说他善变,没有原创性理论,人们只是说他运用理论和消费理论,但他有朋友,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同朋友一起共同生活,有非凡的洞见、有革新一切事物的目光,有追求快乐的永恒意志,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安置这种快乐的语言国度。理论、体系和流派总是转瞬即逝,但是一个语言的美妙国度却是永恒的,也是唯一的。或许,罗兰·巴特将不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朽。(汪民安)
《恋人絮语》(节选)

鼻子上的疵点
变形。恋爱中,情偶的形象忽然改变。由于恋人自己某种微妙的心理变态或者对象外部特征的改变,他发现对方的美好形象顷刻间遭到了破坏乃至完全走了样。
1. 腐烂变质的痕迹
鲁斯布鲁克安葬入土已有5年了,人们又将他重新掘出,尸身保存完好(当然啦,否则就难以成书了),但是:“他的鼻子上有一个淡淡的斑痕,这是腐烂变质的痕迹。” [135]在对方完美光洁的脸上,我忽然发现了一个疵点,尽管它也许微不足道(一个姿势,一个词儿,一样小玩意儿或是一件衣服),可某种异样的感觉却刹那间在我从未意识到的某个角落冒出来,旋即将我爱慕的对象投入一个平庸的世界。难道对方真的那么庸俗吗?可我曾经那么虔诚地吹捧他的风度和个性,那跟眼前他的举止所暴露出来的完全是两码事,简直判若两人。我愕然了:我听到了一个错位的板眼,就像情偶娓娓道来的甜言蜜语中插入了一个切分音,仿佛听到了覆盖在偶像上的光滑帷幕的撕裂声。
(就好像耶稣会会士基赫歇笔下的母鸡被轻轻一拍唤醒过来一样[18],我一下子感到了痛苦的幻灭。)
2. 看见对方俯首就范
似乎可以这么说,在我为对方感到羞耻时,理想形象也开始扭曲变形(用斐德若的话说,古希腊的情人正是因为惧怕这种羞耻才循规蹈矩,人人都在对方目光的督促下审度自己的形象) [136]。羞耻源于屈从:对方因为一件不起眼的小事(逃不出我敏感的、神经质的注视),忽然显了形——用摄影术语来说就是显影成相——好像俯首就范于一个什么压力,而这压力本身也属于依附的范畴。我忽然发现(多半是因为幻觉的缘故)他一下子忙碌起来,疯疯癫癫,或干脆拼命讨好,俯首帖耳,向世俗势力摧眉折腰以求赏识。糟糕的形象并非指凶狠的形象,而是指平庸的形象:它向我展示对方已被社会的平庸所征服了。(也就是说,一旦对方流于俗套,不再把爱情当一回事,那么对方也就变了形:他已失去了个性。)
3.“骚狐狸”
有一次,对方在谈到我俩的关系时说:“关系密切。”这个词,我听来觉得刺耳:多见外!这就一笔勾销了我们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将它纳入了俗套。更为经常的是,对方常常由于语言的缘故而破坏了自己的形象;他吐出一个怪词,而我听到的则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那咄咄逼人的喧嚣,那是对方的世界。阿尔贝蒂娜无意中吐出一个粗俗的词“送上门的骚狐狸”,普鲁斯特,小说的叙述者听来觉得恶心:只此一字,丑相毕露,一个原来对小说叙述者来说是封闭着的、可怕的世界一下子披露了出来:女人的同性恋,粗俗的打情骂俏 [137]。透过语言的契机这个锁孔可以一下子窥出全貌。词语在此就像一种催化剂,引起最剧烈的破坏,对方长期被禁锢在由我的言语织成的茧缚之中,但从他偶然脱口而出的一个词儿,就可看出他能借用好几种言语,也可以说别人借给他好几种言语。
4.对方的着魔
还有些时候,我感到对方为某种欲念所左右。但是在他身上造成痕迹的,在我看来并非哪一个实实在在、有名有形,并有具体目标的欲念——倘若真是那样的话,我就干脆吃醋得了(那又当别论);我觉察到那只是一种朦胧的欲念,一种冲动,他自己并未意识到:我发现,他谈话时兴奋异常,借题发挥,甚至做得还要过火,摆出向第三者求爱的架式,仿佛竭力在勾引第三者。好好注意一下这样的场合:你会看到这个人给对方迷住了(这一切都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并不超出社交礼仪的习惯),鬼使神差般在两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更大胆、更热烈、更殷勤的关系;我忽然发现了对方的自我膨胀。我看到了人的疯狂,近似萨德所谓的头脑发热(“我看见他两眼射出情欲的烈火”[19]),而且只要调情者的对象以同样的方式作出呼应,那场面就会变得更滑稽。我的眼前出现了这样的幻觉:一对正在开屏求偶的孔雀 [138]。形象一下子被破坏了,因为我忽然看见了一个不相干的人(不再是对方),一个陌生的局外人(一个疯子?)。
就像纪德在比斯克拉的火车上为三个阿尔及利亚小学生的游戏所吸引,顾不得他夫人的在场(正装作读报),“弄得气喘吁吁,活像个罪犯或疯子” [139];所有他人的欲念不都有点疯狂吗?
5.“可怜的小丫头”
的柔纱,这是一种虔诚正经的表述。当形象遭到破坏时,虔诚的套子便一般说来,恋人的表述是附在形象上的光洁套子,是罩在情偶身上被撕裂;一阵震颤改变了我的言语。在夏洛蒂和同伴们聊天时,维特由于偶然听到的一句不顺耳的话,便觉得夏洛蒂活像个长舌妇,并将她归入她的同伴们一伙,不无鄙夷地称之为“可怜的小丫头” [140]。一个亵渎的词一下子冒到嘴边,毫不留情地粉碎了恋人的美意;就仿佛魔鬼附了体,是妖魔在通过他的嘴说话——就像神话故事说的那样——从他嘴里吐出的不再是鲜花,而是癞蛤蟆。形象可怕地逆转。
(对形象被破坏的恐惧要远胜于因可能失去爱而引起的焦虑。)
焦灼
焦灼。恋人感到前途未卜,生怕遇到不测风云,担心自己被伤害,被遗弃,害怕有什么变化——他用焦灼一词来表达这一情感。
1.焦灼就像毒药一般
今晚,我独自回到旅馆,那一位准备晚一点回来。心中便有了焦灼,就像毒药已经准备好了似的(嫉妒,被抛弃感,坐立不安);胸中的焦灼在积蓄等待,只消一会儿工夫,便会以合适的方式外露出来。我“镇静地”拣起一本书,服了一粒催眠药片。偌大的旅馆,寂静中透出回籁,冷漠而又呆板(什么地方的浴缸在排水,发出咕噜声,听起来那么遥远);房间里的陈设和灯光都那么死板板的,没有一点点人情味可让人温暖一点(“我冷,咱们回巴黎去吧”)。愈加焦灼起来;我注意到了这个心理变化,就像苏格拉底在喋喋不休时(我正在读),觉得毒药开始在体内发作起来;我听得见它渐渐涌上来,像是带着一副漠视一切的神情,与周围的一切相呼应。
2.原生焦灼
精神病患者生活在恐慌中,生怕自己彻底崩溃(形形色色的精神病征只不过是对这一崩溃的自我保护)。但“从临床角度来说,对崩溃的恐惧实际是对已经体验过的崩溃的恐惧(原生焦灼)……所以有时需要让病人知道对崩溃的恐惧正在毁掉他的生活,而他担心的崩溃已经发生过了”(维尼考特语)。恋人的焦灼似乎也是一回事:害怕将要经受的悲哀,而悲哀已经发生了。从恋爱一开始,从我第一次被爱情“陶醉”起,悲哀就没有中止过。最好有人能告诉我:“别再焦灼不安了——你已经失去他/她了。”
追求爱情
勾销。在语言的突变过程中,恋人终于因为对爱情的专注而抹去了他的情偶:通过一种纯粹爱的变态,恋人爱上的是爱情,而非情偶。
1.两只鸽子
夏洛蒂实在是平淡无味,她是维特导演的富有个性、有声有色并且催人泪下的一幕戏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由于恋人的美好意愿,这个平庸的对象被置于舞台中心,受到赞美、恭维,成为进攻的目标,被花言巧语(也许还有诅咒)包裹得严严实实;就像一只肥母鸽,呆头呆脑,毛茸茸缩成一团,旁边是一只兴奋得有点发狂的雄鸽围着它转个不停。
只要我在一闪念间感到对方有如一个毫无生气的物体,就像一个标本,我的情偶也就被勾销了,对他的欲望也随之回复到我的欲望本身;我渴求的是自己的欲望,而情偶不过是它的附属品而已。一想到如此了不起的事业,我就兴奋无比,而原先为此臆造出来的人物则被远远地抛在了脑后(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很高兴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为了想象,我牺牲了形象。假如有一天我得下决心放弃对象,那让我感到特别难受的是想象的丧失,而不是其他东西。那曾经是一个多么珍贵的结构,我伤心的是爱情的失落,而不是他或她。
2.获益与损害
于是对方就被爱情勾销了,而我则从这勾销中获益;一旦受到什么意外伤害的威胁(比如我产生了妒意),我就用爱情的抽象和高尚去化掉它:对方被虚化了,自然也就不再对我构成伤害,我对他的欲求也就不会使我骚动不安了。可是,一转眼,看见(我所爱的)对方就这样被贬斥、被挤出(他在我心中燃起的)爱情,我又感到痛苦。我产生了负罪感,谴责自己不该遗弃他。于是我又改了主意:竭力否定这一勾销,迫使自己再次陷入痛苦。
可怜相
苦行。恋人对自己情人感到负疚时,或者想试图让对方看到自己受的罪时,总要(通过生活方式或服饰等)摆出一副自我惩罚的苦行相。
1.惩罚自己
既然我这又不是,那又不对(我能为自己列数出成千上万的理由),我该惩罚一下自己,我得受点洋罪:剃个短发,戴上墨镜(戴面纱的一种方式),钻研一些严谨高深的学问。我要起个大早,外面天还没有亮就开始工作,像个僧侣。我得耐住性子,愁眉苦脸。总之,得不苟言笑,这才像一个闷闷不乐的人。我要通过衣着打扮、发式和起居习惯神经质地显出一副苦相(完全是自讨的)。这不失为一种自如的避退;又恰到好处地显出可怜相的楚楚动人之处。
2.讹诈
可怜相(做苦相的潜在动机)是做给对方看的:转过身来,瞧瞧我,给你折腾成什么样了?这是在讹诈,我让对方看到隐退的形象;真的会有这么一回事,如果对方不肯让步的话(让什么步呢)?
无类
无类。在恋人看来,他的情偶似乎是“无类”(这是苏格拉底的辩论对手形容他的词儿),即无法归类的,时刻显示出自己的独特性。
1.无法归类的
苏格拉底的“不伦不类”应与爱神(苏是亚尔西巴德[20]献殷勤、追求的对象)以及电鳐(因他善鼓动、蛊惑听众)紧密相联[21]。我爱慕的、迷恋的对方就是无法归类的。我没法将他界定,恰恰因为他是唯一的,是一个奇特的形象,这形象能神奇地与我的欲望的特殊相呼应。这是体现我自身真实性的情境;我的欲望没法固定在任何一种类型中(这种种类型都只能代表他人的真实)。
然而,我曾经爱过好几回,并且还要爱上几次。这就是说,不管我的欲望有多奇特,它终究要与某一类型紧密联系?那么我的欲望是可以归类的了?在所有我爱过的人身上,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特征(鼻子、皮肤、神态),以便我得出结论:那就是我(喜爱)的类型!“这的的确确就是我的类型”,“这根本不是我的类型”,真是寻花问柳的老手用的词儿,可恋人不就是个爱挑剔的“寻花问柳”者,一辈子都在寻觅“他的类型”吗?对方身上究竟哪一处能反映我的真实?
2.纯真
在什么情况下我才突然窥见对方的“无类”?那是每当我在他脸上看到他的纯真、他的绝对的纯真时,他压根不知道自己给我造成了多大的痛苦——或者说得轻淡点——给我带来了多少苦恼。纯真的人不就是无法归类的吗(从而也就被社会看作是靠不住的,只能被归于谬误、疏忽)?
X……很有性格特点,根据他的特点将他归类并不难(他“很冒失”,“很精明”,“懒惰”,等等),可我偶尔发现他的眼神里有时竟流露出这样的纯真(没别的词形容),以致我无论如何都得在一定程度上将现在的他与原先的他区别开来,与他的本性区别开来。在这种时候,我对他不作任何评论。纯真就是纯真,无类是无法诉诸描绘、定义和言语的,因为言语就是玛雅,就是词(谬误)的分类[22]。由于对方是无法归类的,他也就动摇了语言:人们没法谈论他(对方),任何修饰语用在他身上都显得虚假,不贴切,不合适,或让人讨厌:对方是无法研究的(这或许是“无类”的真正含义)。
3.独特的关系
面对对方引人注目的个性,我却从未感到自己有什么超凡之处,或者说,我只觉得自己是属于被归类的那号人(就好比很熟悉的归档文件)。可有时候,我也会暂时中止在形象上与对方论高低;我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要说真正的独特性,它既不体现在对方身上,也不体现在我身上,而在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把握的是关系的独特性。我的大半创伤都因俗套造成,我不得不像大家一样把自己弄成个恋人:妒忌,感觉被遗弃,感到受挫,跟别人没什么两样。可一旦碰到独特的关系时,俗套就动摇了,它被超越,被瓦解,而诸如妒忌什么在这没法界定,说不清道不明——无法陈述——的关系中也就无从立足了。
等待
等待(等约会,信笺,电话,归来)。情人不经意的拖延,却引起了这边的搔首踟蹰。
1.《等待》
我在等待一次来临,一个回归,一个曾允诺的信号。这也许是徒劳无益,或极其可悲:Erwartung(勋伯格的《等待》)中,一个女子在深夜幽林中翘首等待着她的情人;我只不过是在等一个电话,却也一样焦灼。世上的事都那么一本正经:我是掂不出轻重的。
2.排戏
等待也有个舞台情境,由我一手调度安排。先划出一段时间作苦恋状,再显出相形之下不再重要的种种苦楚凄戚。简直就是一出戏。
场景:某咖啡馆;我们有个约会,我在等待着。序幕出场的是这出戏的唯一演员(一个勤于思辨的人),我觉察出并表明对方迟迟未见。对方的延宕这时还仅仅是一个数字上的、可计数的实体(我三番五次地看表);序幕结束,我浮想联翩:我准备“豁出去了”。等待的焦虑一股脑儿给倾泻了出来。第一幕便由此开始;充满假设,是不是时间、地点搞错了?我竭力回想当初约会是怎样敲定的,又交代了哪些细节。怎么办呢(焦灼状)?去另一家咖啡馆瞧瞧?打个电话?我不在时对方来了怎么办?对方看我不在会立即离去的,等等。第二幕是发火;我对不见人影的对方大发雷霆:“不管怎样,他(她)也该……”“他(她)又不是不知道……”嗨,她(他)要在这儿的话,我就可以呵斥她(他)为何不来这儿![23]第三幕里,我进入了(抑或是我获得了?)不折不扣的焦虑状态:担心自己被甩了;一秒钟内便将对方的不见踪影解释为对方的死亡;对方像死了一样——一阵悲哀袭来——我心如死灰。戏就是这样;对方的到来自然会使演出大大缩短;如果对方在第一幕来,心平气和地问候;如果在第二幕来,要有一点“风波”;要是在第三幕来,只好是宽容和认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像佩里亚斯[24]刚从地窖里冒出来,重新发现生活和蔷薇花香。
(等待的焦虑并不都是那么强烈;也有忧郁的时候;在我等待时,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虚幻色彩——我打量着其他来这家咖啡馆的人,他们或谈笑风生,或静静看书——他们不是在等待。)
3.电话
等待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竟然鬼使神差般地不敢动弹。等电话便是意味着编织束缚自己的罗网,此恨绵绵,个中苦衷难以言传——我禁止自己离开房间,不让自己去上厕所,甚至不敢去碰电话(以免占线);倘若别人打电话给我(出于同样考虑),我也会如坐针毡;只要一想到我也许就要在(不一会的)某一刻里不得不离开一下,由此便会错过那令人欣慰的电话或失迎大驾光临,我几乎要发疯了。这些扰人的纷杂思绪便占据了白白等待的分分秒秒,成了充塞焦虑心头的杂念。因为若使焦急等待专一的话,我得呆坐在伸手可及电话机的地方,什么事也不干。
4.幻觉
我在等待的那个生命实体并不真实。像给婴儿哺乳的乳房,“我不断创造,再生奶汁,出于我爱的潜能,源于我的需要”(威尼考特《戏与真》)——等对方来到我等待的地方时,其实我这里早就创造了他/她。对方若不来,我照样会凭臆想构造他/她——等待是一种狂想。
电话铃又响了——每次响,我都急不可耐地抓过听筒,一心以为这准是我心爱的人打来的(因为那人应该给我打电话);再稍费些劲,我便“辨认”出了对方的声音,我凑着听筒说开了,激昂处,我狂怒地呵斥那个冒失的外人为何将我从狂想神思中惊醒过来。光顾这家咖啡馆的人,不管是谁,只要与我恋人有那么一点点相似,我首先的本能冲动便是辨识。
热恋平复很久以后,我依然保持着通过谵妄奇想来神交我情人的习惯——有时为了一个迟来的电话,我依旧会焦急万分,而且不管打电话的是谁,我臆想自己已辨别出旧日情人的声音——我是个被截肢的人,依然能感到失去腿的痛苦。
5.他/她在等待
“我在恋爱着?——是的,因为我在等待着。”而对方从不等待。有时我想进入那个一无所待的角色;我让自己围着别的什么事忙碌,我故意迟到;但在这种游戏里,我总输,不管干什么,我还在老地方,什么事也没干,十分准时,甚至提前。恋人注定的角色便是:我是等待的一方……。
(人总是在等待,处于一种移情状态之中——在医院里,教授家,精神分析诊所,无不是如此。而要让我在银行的柜台窗口,飞机场的检票处等着,我便会立即与出纳员、机场服务员形成敌对关系。他们的冷漠会使我急不可耐,大为不快;因此,可以这么说,哪儿有等待,哪儿就有移情。我依赖并介入另一个存在,而这个存在的实现又需要时间——整个过程像是在克制自我欲望,销蚀我的需求。让人等着——这是超于世间所有权力之上的永恒权威,是“人类古老的消遣方式”。)
6.风流名士和妓女
某风流名士迷上了一个妓女,而她却对他说:“只要你在我的花园里坐在我窗下的一张凳子上等我一百个通宵,我便属于你了。”到了第九十九个夜晚,那位雅客站了起来,挟着凳子走开了。
墨镜
掩盖。一个让人斟酌的情境:恋人举棋不定。她并不是在犹豫是否要向她所钟情的对象表白爱情(这位恋人素来很含蓄),而是在斟酌她究竟应将自己的痴情掩盖几分:要暴露多少自己的情欲、痛苦,总而言之,自己极度的感情。(用拉辛的话来说:她的“内心风暴”。)
1.慎重考虑
X君撇下我去度假了。自打他走后,杳无音信——出什么事了?邮政局罢工了?他在冷淡我?疏远的表示?刚愎自用的任性(“他因年轻气盛而耳瞽,听而不闻”)?还是我的多虑?我益发焦躁起来,感受了等待的种种滋味。但X君总要回来的。他若以某种方式回来时,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我该掩饰自己的痛苦——不过那时也过去了(“你好吗?”),还是将满腹怨屈发泄出来(“像什么话,你至少可以……嘛?”)?或充满柔情(“你可知道别人怎样为你担惊受怕?”)?还是不露声色,让他自己从细致微妙处体察出我的凄切愁苦,而不是劈头盖脸地对他诉说一通?新的烦恼又慑住了我:我究竟应该流露出多少原先积郁的烦恼是好呢?
2.双重自由
我陷入了一个双重自由的格局而无法自拔。一方面,我告诉自己:对方出于他自己的性格特点,也许需要我问长问短?这样一来,我绘声绘色地倾诉“衷肠”不也就在理了吗?极度的感情和疯痴不正是我的真实现状,我的力量所在?而如果这一真实、这一力量最终真的占了上风呢?
而另一方面,我又告诉自己:如此表露感情的种种迹象有可能让对方感到厌烦受不了。这样说来,正因为我爱他,我难道不应将我炽热的爱情瞒着对方吗?在我眼睛里,对方是分裂的双重影像:时而为异体,时而又属主体;而我则摇摆于严峻和奉献之间。这样一来,我又不能不使点手腕——如果我爱他,我得竭力替他着想;而要做到这点,我只能有损于自己——一个无法摆脱的僵局——要么当个圣徒,要么做个魔鬼,别无其他选择——前者我当不了,后者我又不愿意——于是,我只能闪烁其辞——只能流露出一点点感情。
3.“戴着假面前进”
给我的痴情罩上慎重的假面(平静、坦然)——完全是英雄气概——“伟人不屑于将自己感受的痛苦暴露给周围的人”(格萝蒂尔黛·德·沃语[25]);巴尔扎克笔下的英雄人物之一巴兹上校凭空编造了一个情人,以此来掩饰自己对好友之妻强烈的爱慕之心。
但要想完全掩饰感情是不可思议的(简单说来,甚至包括极度的感情):这并不是因为人的主体太脆弱,而是因为感情从根本上就是给人看的——掩饰必然要被觉察——我想让你知道我对你瞒着什么,这就是我必须解决的一个难以把握的悖论——我必须同时让他知道又不让他知道——我要让你知道我不想流露我的感情——而这正是我要传达给对方的信息。Larvatus prodeo(笛卡尔语)[26]:我示意着自己戴的假面步步紧逼——我替自己的激情罩上一具假面,却又小心翼翼地(狡黠地)用手指点着假面。每一种欲求最终总要有一个观众——巴兹上校在弥留之际忍不住要投书给他一直默默爱着的女人——爱情的奉献最终免不了一出终场戏——符号迹象总是要占上风的。
4.墨镜
比如说吧,我曾为了连对方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暗自啜泣过(哭泣是恋人的正常举动),那么这是不可能被觉察的,我戴上了墨镜遮住哭肿的双眼(以示否定的最好表示——模糊面容不让别人看清)。这番举动的动机是用心良苦的——我想维持斯多噶式的、“自我尊严”的道义上的优势(我把自己当成格萝蒂尔黛),而与此同时,我又想引出对方关切的询问(“你这是怎么啦?”);我既想显得可怜,又想显得了不起,同时既当一个孩子,又当一个成人。于是,我便下赌注,我便冒险——因为对这副不常用的墨镜,对方也许压根儿就什么也不问;事实上,对方也许看不出任何符号迹象。
5.符号的分裂
为了巧妙地暗示我的怨艾,为了既能不说谎又能隐瞒真相,我要故意欲言又止——我要恰到好处地运用我拥有的符号迹象。语言符号的功能在于文饰,在于遮掩,在于蒙骗——对于我极度的苦衷,我是决不会诉诸语言来陈述的。关于内心焦灼忧虑的程度,我没有说过什么,内心平息后,我便能告慰自己,别人什么也没有觉察。语言的力量——借助自己的语言,我什么都能做到——甚至包括(或尤其是)什么也不说……。
凭借自己的语言,我什么都能做到,而凭借我的肉体却不行。我用语言掩盖的东西却由我身体流露了出来。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捏造我要传达的意思,但无法捏造我的声音。不管我说什么,对方只要凭我的声音就能觉察到“我有些不对劲”。我说了谎(因为我闪烁其辞),但我不是在演戏。我的肉身是个倔强的孩子,我的语言是一个十分开化了的成年人……
6.“爆发”
……这样,一连串的辩白(我的“寒暄”)却会突然爆发,将压抑的情愫宣泄出来:(比如)在对方吃惊的双眼注视下,声泪俱下,便使我为悉心控制的语言所做的努力(和效果)化为乌有。我失声喊道:
“现在你了解了费德尔和她内心的风暴。”(拉辛)
“各得其所”
安顿。恋人觉得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各得其所;在他看来,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实实在在的、情感的小系统,由契约关系组成,唯独他自己被拒之门外;于是,某种混合着欲望和嘲讽的情感油然而生。
1.残酷的游戏
维特也想安生了:“我……做她的丈夫!哦,上帝呀!我的造物主,您要是给我这样的恩赐,我这辈子本该是多么美满呀……” [141];维特渴求的是已归他人的位子,它已被阿尔贝特捷足先登了。他想进入系统(“安顿”在意大利语中称作系统)。因为系统是一个整体,人人都能在里头找到自己的位子(哪怕这位子并不理想);夫妻,情侣,三角恋人,甚至那些局外人[27](吸毒者,寻花问柳的浪子)也都逍遥自在得很:各得其所,唯我例外。
(游戏:有一群孩子和一圈椅子;椅子的总数比孩子的总数要少一个;一位夫人在弹着钢琴,孩子们随着琴声各自转圈;琴声一停,每个孩子都对着椅子冲过去,各抢一张坐下,剩下的是最不灵活、最胆怯的或是最倒霉的孩子,他只好傻头傻脑地站着,成了多余的人:恋人。)
2.任何结构都是可栖居的
系统究竟有什么可吸引我的?又是什么东西使得我被拒之门外?一定是“田园式”爱情的“梦想”,“结合”的“梦想”;“安居乐业者”对自己的“系统”老是没完没了地抱怨,而结合的梦想所织就的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境。我幻想着要从体系中得到的东西其实不值一提(最滑稽的是,我的幻求全无光彩可言),我期冀、渴求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结构(过去,这个词让人听了头疼,它被看成是极端的抽象)。当然,并不存在什么结构的幸福;但任何结构都是可栖居的,这也许是结构的最佳定义。我完全可以在一个并不使我感到幸福的地方安身;我可以一面不停地抱怨,一面继续呆在那儿;我所承受的这个结构,我可以拒绝它的意义,但同时又不无痛苦地忍受它的某些日常琐事(各种习惯,一丁点儿乐趣,小小的安逸,尚能忍受的小事,暂时的压力);说到如何维系这个系统(唯其如此,系统才是可栖居的),我甚至生出一种变态的趣味:柱头隐士达尼埃尔在他的圆柱上不也生存得挺好吗[28]?他把柱子变成了一个结构。
要想安身,那就意味着从今往后一辈子都俯首听命。作为一种支撑,结构得跟欲望分离:我所期冀的,很简单,就是被“供养”,就像一个高级妓女或男妓。
3. 可笑的和渴求的
对方的结构(对方始终有他的生活结构,而我并不属于他的结构)中总有某种可笑的东西:我发现,他孜孜于按部就班的生活:由于他滞留在那儿,我便觉得他僵化了,变成了永恒(人们也可以把永恒看成是荒谬的)。
每当我意外地撞见对方在他的“结构”里,我就给迷住了:我相信自己在观照某种本质:婚配的本质。当火车在荷兰各大城市的上方呼啸而过时,旅客的目光便会落到下方那些窗明几净的房间里,每个房间的主人都旁若无人地忙着自己的私事:这就能让人看到一种家庭的本质;同样,在汉堡街头漫步时,人们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那些正喷云吐雾、等待接客的女人,这时候看见的是卖淫的本质。
(结构的力量:也许那就是结构本身的魅力所在。)
灾难
灾难。在剧烈的发作过程中,由于恋人感觉到恋爱境界犹如一条死胡同,一个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陷阱,他宁可毁灭自己。
1.两种绝望
有两种绝望:抑郁的绝望,主动的克制(“我在绝望中爱着你,就像应该爱的那样。” [142])和歇斯底里似的绝望:有一天,因为某个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变故,我闭门不出,号啕大哭,情绪的汹涌使我不能自已,我痛苦得直发呆;我整个身子变得僵硬,并不住地痉挛:在冷峻清醒的一闪念间,我忽然感到自己注定要毁灭。这和种种挑剔的爱情引起的那种难以觉察的,总之是文明化了的消沉相去甚远,与失恋的颓唐也毫不相干:我并不沮丧,或许还相当强硬。这干脆得很,就像一次灾难:“我完蛋了!”
(说到原因,那从来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绝不是由于绝交的声明;那是毫无预兆的,是因为一个叫人难受的形象造成的结果,或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异性的冷落:从婴儿期——发现自己被母亲冷落——一下子过渡到生殖期。)
2.极端环境
恋爱的灾难也许近似那种人们在精神病学领域里称作极端环境的现象,即“病人生活其中的环境仿佛就是造就来摧毁他的” [143];这是从发生在达叔集中营的真实事件中提取的一幅图像。将一个痛苦的恋人和一个达叔集中营囚徒的境况作比较恐怕不太适宜吧?难道人类历史最难以想象的屈辱会再现于一个无所事事的恋人那无谓的、儿戏般的、做作的、隐晦的、偶尔降临的变故中吗——更何况恋人又只是他自己的想象造成的牺牲品?然而,这两种境况却有这样一个共同点:严格说来,它们都是惊恐状态[29]:这是无法挽回的局面:我是如此全身心地投射到对方身上,以致他一旦不存在了,我就再也无法抓回我自己,恢复自我:我彻底完蛋了 [144]。
快乐
箍牢。为了减轻其不幸,恋人一心指望用一种控制方法来箍牢恋爱给他带来的愉悦:一方面,死死把住这些愉悦,尽情享用,另一方面,则将这块乐土之外的沉闷疆域打入一个括号,尽数抛到脑后:心里只有情偶带来的欢乐,却将情偶本人给“忘却”在欢乐之外。
1.欣悦与快乐
西塞罗以及后来的莱布尼兹[30]将欣悦(gaudium)和快乐(laetitia)作过对比。前者是“当心灵意识到自己能够绝对占有眼前或将来的幸福时所感受到的欢乐;当我们能随时随地任意地享受幸福时,我们也就真正拥有了这幸福”,后者是一种轻松的快乐,是这样“一种状态:快乐占据了我们” [145](但与此同时我还体验到种种其他的感受,其中,有些感受时常是互相矛盾的)。
欣悦是我梦寐以求的:那可以终身受用。但是由于无数的困难挫折,我无法得到它,于是只好退而求其次:或许我能抓住对方给我带来的种种轻松愉快的乐趣,并且不让那些与乐趣紧挨着的焦虑来影响甚至破坏它们?也许我能对恋爱关系进行精选?说不定我从一开始就明白天大的忧患也不能阻止我享有真正快乐的时刻(就像《大胆妈妈》里神父解释的那样:“战争并不排斥和平”) [146],而且随后我就能不断地忘却那些分隔乐土的惶恐疆域?再不然,也许我能做到稀里糊涂、执迷不悟?
2.爱情的厄运
这样的计划近乎异想天开,因为,限定想象的特征恰恰在于它的聚合性(它的粘胶),或者说在于它的感染力:任何属于形象的东西都不会被忘却;记忆会搅得你精疲力竭,阻止你随意地抛开爱情,总之让你在恋爱中没法冷静,没法合情合理、处之泰然。当然,我也完全能够臆造出某些步骤以便箍牢我的种种乐趣(比如我跟对方难得见面,我就以伊壁鸠鲁[31](寻找乐趣)的方式来看待它,认为这是恋爱关系中的上乘;再不,就当对方已经完了,以便每次再见对方时都能感受到某种复活的快乐);但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爱情的厄运是无法分解的;要么忍受,要么摆脱;治理爱情,使它变得完全合我的心意,那是不可能的(对爱情,既不宜用辨析考证,也不宜用改良主义)。
(关于箍牢乐趣的悲观说法:我的生命是一堆废墟,有些东西尚残留原地,另一些则已分化瓦解了:这是破败。)
心。这个词涉及各种活动和欲望,但贯穿其始终的则是这样一个事实:心是一种奉献,可是,这种奉献不是被忽略就是遭排斥。
1.欲望的器官
心是欲望的器官(它扩张,收缩,就像性器官),比如处于想象中时,它会压抑消沉或心花怒放。别人,或是对方会怎样对待我的欲望?这种忐忑不安的心境就聚结了心的所有活动,所有“问题”。
2.心脑不一
维特对某侯爵心怀不满:“他赞赏我的头脑甚于赞赏我的心,可是,只有心才是我唯一的骄傲……唉,我知道的事情无论什么人都能知道——而我的心,却只是为我个人所有。” [147]
你专到我不愿去的地方等我:你爱我,但爱不到点子上。或者说:人们和我的兴趣不同;我的不幸就在于:这分裂的东西就是我自身;我对自己的头脑不感兴趣(如维特所说的);而你却对我的心不感兴趣。
3.沉重的心
所谓心,我以为就是我奉献的东西。维特觉得,当这奉献被退回时,当他舍弃了别人借予他而他自己又不想要的头脑时,他就只剩下一颗心了。这种说法好像过于轻描淡写了点,因为,事实上,我保留着的这颗心非同寻常,那是颗沉重的心;因奉献被回绝而沉重,仿佛一股回流的“心”填满了我的心(只有恋人和孩子才有沉重的心)。
(X君要出门好几个礼拜,说不定就这么“过去了”;临走时,他要买块表路上用;店员冲着他直做鬼脸:“您要不要我手上这块?这些表卖那个价?那时候您还年轻哪”等等;她不知道我的心有多沉重。)
“一切尘世的享乐”
心满意足。恋人执著地提出这样的心愿及其可能性:彻底满足他恋爱关系中的欲望;恋爱关系永远完美、成功:奉献和接受至善的、天堂般的意象。
1.丰溢
“然而,极尽尘世所有的享乐,将其熔铸为一,整个投到一个人身上,这一切与我所指的愉悦仍有天壤之别。” [148]由此可见,心满意足就是投入:某种东西在我身上凝聚,熔化,如闪电一般将我击倒。是什么东西使我这样满足?某种全体性?不,是某种东西,源于全体性,同时又超越了它:一种毫无保留的全体性,一种不存在例外的总和,一个周围再没有任何东西的所在(“我不仅心满意足,而且按捺不住地流露出来” [149])。我情积中怀;但我并不满足于填补空虚;我又生出一个“多余”,正是在这“多余”之中才会有心满意足(所谓“多余”,就是想象的运动状态:一旦我不在“多余”之中,便会产生受挫感;对我来说,“正好”就是不够):终于,我认识到这样一种状态:“欢乐能超越欲望所预见的一切可能性。”奇迹:一切“满足”被抛在脑后,无所谓“酒足饭饱”,无所谓心满意足 [150],我超越了餍足的界限,我所发现的不是厌恶、恶心或甚至是昏醉,而是……吻合。过度使我趋向适度;我紧贴在形象上,和它的尺寸完全一致:精确,和谐:于是我便解决了“不足”。我亲历了想象的决定性升华,想象的凯旋。
心满意足:谁都不提这类事——以致恋爱关系被误认为仅仅是一连串的抱怨。事实上,如果侈谈不幸显得冒失轻率的话,反过来,闭口不提幸福,甚至诋毁它,那就显得罪过了:我非得受了创伤才表述:一旦我心满意足,或回忆起心满意足的情景时,我的言语就显得猥琐了:我心荡神驰,摆脱了语言的羁绊,这就意味着我远离了鄙俗、平庸:“出现这样一种交融,它会使你快活得受不了,甚至你会因此而化为乌有;我称之为移情。移情就是难以言传的快乐。” [151]
2.相信至善
我是否有幸真正地心满意足事实上无关紧要(我真愿意这些运气都只是泡影)。唯一光彩夺目、坚不可摧的是满足的愿望。正因为有这样的愿望,我变得心旷神怡,一任想象纵横驰骋:我在自己身上构筑起一个自由自在的主体的理想国:我已经是这个主体了。他是绝对自由主义者:对他来说相信至善跟相信至恶一样,两者都不可思议:从哲学意义上说,诺瓦利斯笔下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和萨德笔下的朱利亚是一路货色[32]。
(心满意足意味着毁灭遗产:“……快乐根本不需要继承者或者孩子——快乐只需要它自己,需要永恒,需要相同事物的重复,要一切都保持原状。”——心满意足的恋人压根不需要写作、传达和创作。)
“我为对方感到痛苦”
同情。每当恋人看到、感到或知道情偶因这个或那个外在于恋爱关系的原因而感到不幸或受到威胁时,一种强烈的同情感便会油然而生。
1.有难同当
“假设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对方所想——叔本华称之为同情,而更确切的说法是有难同当(痛苦中的结合,因为痛苦而结合)——那么,当对方自怨自艾时——就像巴斯卡尔那样,我们不就得怨恨他了吗?” [152]倘若对方为幻觉所苦,担心自己会发疯,那我也得生出幻觉,恐怕也得发疯 [153]。然而,不论爱情有多大的力量,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为之动容,忧心如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在受苦受难,真是桩可怕的事情;但同时,我又漠然置之,毫不动情。我的认同是不完全的:我是一个母性,但又是一个不够格的母性;相对于我内心深处保持的冷漠来说,我的激动似乎过分了点。因为,就在我“真诚地”为对方的不幸而痛苦时,我发现这不幸的发生与我无关,而且,对方由于自己的不幸而痛苦时,他/她也就抛弃了我:他/她并非因为我而痛苦,那就是说,我对他/她来讲无足轻重:他/她的痛苦造就出与我无关的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痛苦也就把我给一笔勾销了。
2.活下去!
这样一来,一切都翻了个个:既然对方的痛苦与我毫不相干,我何苦来着要跟他/她有苦同受?他/她的不幸把他/她带得离我远远的,我只有跟在他/她后头喘气的份,压根别想追上他/她,跟他/她同受煎熬;既然如此,那我们不妨离远点,试着保持一定距离。幸存者冒到嘴边又咽下去的话还不如一吐为快:我得活下去!
3.体贴入微
我就是这样和对方一起共患难,但也不至于……表现得太过分,要寻死觅活的。这种态度,既多愁善感,又冷眼旁观,既情真意切,又不失分寸,我们不妨给它这么个名称:体贴入微(它好比同情的“健全”方式,彬彬有礼,且不乏艺术性)。(阿特是专门将人引入迷津的女神。但柏拉图倒也没忘了提到她的体贴:她脚上生翅,步履轻盈。) [154]
“我想弄明白”
理解。恋人忽然发现恋爱是由许多无法理喻和百思不得其解的头绪纠成的一团乱麻,他失声呼喊:“我想弄明白(我这是怎么了)!”
1.当事者迷
对爱情我是怎么想的?——实际上,我什么名堂也没悟出来。我确实很想知道爱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作为一个当事者,我所能看到的只是它的存在,而不是它的实质。我想弄清楚的东西(爱情)恰恰正是我谈论的东西(恋人絮语)。当然,可以作点反思,但这反思却寓于一连串的形象之中,结果也就悟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被排斥于逻辑(按逻辑来说,各人的言语相互之间都是外在关系)之外,哪里还能好好思考一下。所以,尽管我能够成年累月地发表对爱情的宏论,我顶多只能抓住一些只鳞片爪,奇思异想的流动中涌现出的一些闪念、断想、妙语等等;在爱情的格局中,我的立足点不对头,我处于最耀眼的地位:“中国有句古话:当事者迷。”[33]
2. 走出电影院
我独自走出电影院。刚看过的电影又勾起了我对自己恋爱中所遭逢的种种曲折的万千思绪,我发出了这声奇怪的呼喊:不是“算了,算了!”而是“我想弄个明白(我这是怎么了)!”
3. 强制手段
强制手段:我要以一种异己的语言来分析、认识、表达;我要将我的痴癫展示给我自己看。我想“正视”到底是什么将我分裂肢解。看清你的蠢态,这就是宙斯的旨谕,他吩咐阿波罗将截离后的阴阳人的面孔扭到截开的那一面,“这样,他便可以常常看见截痕,可以学乖一些。” [155]要有清楚的认识,不正是要剖开人的形象,拆解“我”——这个执迷的机体吗?
4.解释
解释:你的呼声想要说明的并不是这些。事实上,这一呼声仍然是爱情的呼唤:“我要弄个明白,我要人理解我,认识我,拥抱我;我渴望有个人与我结伴” [156],这才是你的呼声的真正含意。
5.幻象:明澈的梦境
我要改弦易辙:不再忙着揭底,或忙于解释,而是将意识本身当作致幻药,借以达到某种彻底摆脱现实的幻象,在纯净的梦境中窥出爱情的前景。[157]
(如果意识——上述这种意识——成了人类未来的现实,那将会怎么样?再绕一个弯子来看,一旦有一天所有逆动的意识形态忽然消失殆尽了,意识最终会不会消除事物的表里、内外的差别?如果分析不再是被用来消除浑成的力(甚至不再去改变它或引导它),而只是像艺术家那样去装饰点缀这种力,那又将怎么样?[34]我们不妨设想:研究名实差异的科学某一天会突然发现它自己的辞不达意之处,而这种辞不达意就是一种全新的意识方式。)
“怎么办”
行动。一个左思右想的情境。恋人(通常都是这样)对下一步的行动提出了徒劳无益的问题: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选择,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办?
1.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是不是要继续下去?维特的朋友威廉是个讲究伦理的人。所谓伦理,是一种关于行为的道理。这种伦理实际上是一种逻辑:要么这样,要么那样;如果我选择(决定)这样,接着便又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一直延续下去,直到这串选择的瀑布最终引出一个不折不扣的行动——再也不后悔或犹豫了。你爱夏洛蒂:要么是你有些希望,并由此而行动;要么你毫无希望,因此你得死了这条心。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这便是“心智健全”的人的语言。但恋人(像维特那样)答道:我偏要居于两极选择之间:也就是说,我不抱希望,但我仍然要——或者:我偏要选择不做选择;我情愿吊着:但我是在继续下去。
2.徒劳无益的问题
为下一步该怎么办而烦恼焦灼完全是白费心,而如果是没完没了,那就更是白费神了。对方如果偶然或无意之间给了某个地方的电话号码,按这个号码在某一时刻可以与他/她通话,我会立即变得手足无措:我是打这个电话好呢,还是不打?(我可以打,这不用多说——完全是明摆着的、想当然的意思——,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权利我才不知所措。)
所谓徒劳无益是指显然毫无结果的事。但是对于我,一个恋人,所有新的动向,所有让我不安的事都不是视作一桩事实,而是一个符号迹象的某个侧面,需要加以诠释。从恋人角度来看,一桩事情之所以不能小觑,因为它很快地变成了一个符号:而符号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它可有后果(能引起反响)。如果对方给了我这个新电话号码,那是个什么符号?是要随即打电话图个乐趣?还是让我在有事时迫于需要挂电话?我做出的反应本身也是个符号,让对方不得不对其进行破解。这样一来,两人之间便捉开了迷藏,要好一番折腾。不管什么都是符号,如果这样想,就够我受的了。我得不停地盘算,整天愁眉百结。
有时,由于过于沉溺在捕风捉影般的苦思冥想中,我感到身心疲乏;接着,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像一个行将溺死的人沉到海底一样,我试图回复到任其自然的选择方式上去(任其自然,一个多诱人的梦:不啻是仙境,力量源泉,极乐境界):这个电话你若想打那就打吧!但无济于事:恋爱阶段压根儿就不允许将冲动与行动混为一谈,这是两码事;我不是个“外露”的人——我的痴劲是深沉内在的,外表看不出;我担心“立即”所引起的后果,不管是什么后果;要说“任其自然”的话,只能是我的担心,我的忐忑不安。
3.懒洋洋
行动(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不幸联结叫“羯摩”。佛教徒想遁出羯摩,撇开因果关系;他想镂空符号,避开“该怎么办?”这类实际问题。而我却不能不无休止地问这个问题。我追求超脱羯摩的涅槃。就具体情形而言,只要可以让我不再对行动负什么责任,哪怕吃再多的苦,我也能平静地认了;我受点罪算不了什么,至少我可以不做什么决定了;我内在的(想象的)恋爱机制自行运转,像个电气时代的工人,或者像一个在班级里居倒数第一的笨蛋,我只要在场就可以了:羯摩(机器,课堂)在我眼前运转,不用我操心。即使身陷于愁云惨雾中,我也能为自己——至少有那么短暂的一刻——开辟一个懒洋洋的小角落。
默契
默契。恋人想象自己在跟情敌议论情偶,奇怪的是,想象出的这一情景居然在他身上生发出某种同谋的快乐。
1.双人赞
我可以和这个人——他和我一样,也爱着情偶——随意谈论情偶:这是我的对手,竞争者,对称物(敌对是个方位的问题)。我总算能跟一个知情者来评论对方了;由于两人都摸底,所以我感受到欣逢知音的喜悦;在这样的评论中,对象既不会被拒之千里之外,也不会被割裂肢解;他停留在这种二重表述里,受其庇护。同时,我与意象保持一致,与这面能反映我面目的镜子保持一致(在对手的脸上,我看到的是我自己的恐惧和妒忌)。我收起自己所有的妒忌,跟对手一起兴致勃勃地围绕着缺席的情偶喋喋不休;由于两人的目光都转向了他/她,那缺席者的客观性就更能得到体现:我们潜心于一种严格而又有成效的体验——既然有两个观察者,况且两人的观察又是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对象被证实了……:我发现我是对的……(有理由感到幸福,伤心,或忧心忡忡)。
(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默契一词拉丁文的原义是:我眨眼,我眨一下眼睛,我闭上眼睛。)
2.谁是多余的人?
终于,出现了这样的反常现象:情偶自己倒几乎成了这三角关系中的多余者。这种现象往往在某些困境中可以见到。当情偶埋怨或贬低我的对手时,我不知该如何应答:一方面,不去利用对我有利的知心话——那似乎能“加强”我的地位——是一种“高尚”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谨慎:我很明白自己跟对手处于同样的地位,并且,从今以后,一切心理活动、一切价值都被撇开,任什么都不能保证我将来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还有些时候,我向对方称道我的对手(为了表示自己“豁达”?),对此,对方却古怪地表示抗议(为了讨好我?)。
3.对手
嫉妒是一个三项等式,带有三个可互换的(不确定的)项,人们总是同时嫉妒两个人:我嫉妒自己的情偶和自己的情敌。对手也为我所爱:他使我感兴趣,使我惊讶,并呼唤我(请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永恒的丈夫》)
“我的手指无意中……”
接触。这一具体情境源于悄悄地触及了自己所钟情的人的身体(准确说是皮肤)后引起的内心独白。
1.需要作出应答的是皮肤
维特的手指偶然碰到了夏洛蒂的手指,他们在桌面下的脚无意间相擦了。维特可以从这些偶然的事件中咀嚼出意味来;他可以在这些轻轻触及的部位贯注身心,在与这些无意的手足轻轻碰触间得到恋物的快感,而用不着顾及对方是怎样想的(“物恋对象”——正像其词源所揭示的那样——是不会应答的,就和上帝一样)。但实际上,维特并不反常,他只是堕入情网而已——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在无中生有地制造意义,而使他激动的正是这些意义——他处于意义的撩拨之中。对于恋人来说,每一次接触都在提出需要应答的探询——需要作出应答的是对方的皮肤。
(捏一下手——不寻常的浪漫印迹——掌心里微妙的示意,屏住不再动弹的膝盖,似乎是自然而然沿着沙发后背伸出的手臂,放在对方的头渐渐后靠的地方——微妙隐秘的符号迹象构成的令人销魂的境界:不是感官的愉悦,而是咀嚼意义带来的快感。)
2.那像理发师的手指
夏吕斯摸着叙述者的下巴,[35]用他那像被磁石吸住的手指——“那像理发师的手指”——一直抚到他耳根。我开始的这个小小动作由我的其他部位来完成;在不中断实际动作的情况下,这一动作又生发开去,不起眼的功用转变为鲜明的意义,即对爱的唤呼。意义(注定了)像电击一下触了我的手;我要扯开对方密封的实体,迫使对方进入意义的撞击交流(不管对方是作出积极反应,缩回去,还是默默接受):我要让对方说出……来。在恋人的境界里,不存在具体实施:没有冲动,也许连快感都没有——只有符号迹象,语言的狂热活动:在每一次的悄悄的情境中,构成一个应答的系统(范例)。
事件·挫折·烦恼
纯属偶然。细枝末节,偶然的事件,小小的曲折,琐碎的小节,微不足道的细节,不起眼的地方,都会引起恋爱的烦恼:事情总是在节骨眼上与追求幸福的恋人作梗,似乎机遇在存心与他作对。
1.因为……
“因为今天早上X心境很好,因为我收到了X的礼物,因为我们下一次约会已经订好——但又因为我没有料到今晚竟然撞见X由Y陪着,因为我想象得出他们看到我时相互悄悄地叽咕着什么,因为这次邂逅表明了我们关系的暧昧含混,甚至也许还因为X的两面性——喜滋滋的心情荡然无存了。”
2.玛雅的黑幔
事情虽小(这类事从来都是琐屑的),但却引出了我所有的语言。我立即小题大做,似乎这类事由类似命运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一手造成。铺天盖地将我罩了个严严实实。无数的细枝末节这样一来便会编成一个大黑幔,玛雅之谜的黑幔,幻觉的、意义的、语言的黑幔。我开始竭力从发生的事中理出头绪来。像(安徒生童话中的)公主二十层床垫下的豌豆,这事让人心神不宁;像白天某个思绪在夜晚梦中化为众多意绪纷至沓来,经意象库的充实,这桩小事催发了恋人的絮语万千,一发不可收。
3.结构,而不是原因
按说我并不是被这事的原委搞懵了,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其中的肌理脉络。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迷雾翳障被揭开了,露出了其中的曲折,隐患和僵局(同样道理,从嵌饰在珠光笔杆的小镜片中我能窥出巴黎和埃菲尔铁塔的风貌)。我并不指责对方,也不去疑神疑鬼,刨根寻底;我只是惊恐地觉察到了我所身陷的这个僵局的范围之广;我并不是被怒火烧燎,而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
(对于我来说,这件事是个符号迹象,而不是个标引:一个系统中的因素,而不是因果枝条上开出的花苞。)
4.歇斯底里的事端
有时,我自己会神经质似的平生出一些事端:我满心喜悦地翘首等待着一个夜晚的到来,我要袒露自己的心迹,我只感到这一表白将给我带来无穷欢乐,而这一切都被我自己搅得烟消云散,要么是肚子痛,要么是伤风感冒:这些不过都是神经质失意症变了花样的形式罢了。
对方的身体
身体。爱偶的身体在恋人心中触发的种种思绪、感情和兴趣。
1.被分割的身体
她的身体可一分为二:一面是身体本身——那肌肤,那眼睛——那么温柔;另一面是她的声音,突兀又吞吞吐吐,常常还显得那么遥远生疏。她的身体能给予的,她的声音却不能。再说,一边是体态的婀娜温存,慵妩可人;玉质肌肤,娇痴可掬。另一边则是她的声音——那腔调,总是那么一套——叽里哇啦,老腔老调,甭提多俗气。
2.端详
有时会若有所悟:我发现自己竟在仔细端详情侣的身体(就像小说叙述者站在熟睡的阿尔贝特跟前一样 [159])。端详便意味着发掘探索:我探索对方的身体,似乎想从中探出个究竟,好像我爱欲的机理就藏在对方的身体里似的(我好像那些孩子,拆开时钟想看看时间究竟是个啥玩艺儿)。整个过程中,我既冷静又暗暗吃惊;我屏息静气,像是面对着一只奇怪的昆虫,一只我突然不再害怕的小虫。对方身体的一些部位尤其可供人仔细端详:比如眼睫毛,指甲,以及那些半遮半露的部位。我这显然是对一具死尸产生了恋物情感,不然的话,当被我仔细端详的躯体忽然从僵滞中复苏过来,当那身体竟能做点什么时,我的感觉为什么会忽然产生变化呢?比方说,如果我发现对方竟然在思考,我便不再会胡思乱想。爱欲重又变得很飘逸,我又重新回到了一个意念,一个整体上:我又恋爱了。
(我冷静地打量着对方的脸庞和身体:睫毛,脚趾甲,细挑的眉毛,薄薄的嘴唇,眼睛的光泽,皮肤上的斑痣,抽烟的手势;我迷上了——这种迷恋总的说来是冷眼旁观的极端形式——这彩陶玻璃的雕塑精品,从中我可以读解我欲望的源泉,尽管我仍不知其所以然。)
交谈[36]
表白。恋人往往有这样的癖好:一面抑制住内心的骚动不安,一面和情偶大谈其爱,谈情偶,谈自己,谈他们俩:表白之意并不在于吐露爱情,而在于恋爱关系的形式,即被反反复复、没完没了地议论着的形式。
1.触摸
言语是一层表皮:我用自己的语言去蹭对方,就好像我用辞令取代了手指,或者说我在辞令上安上了手指。我的言语因强烈的欲望而颤栗。骚动来自双重的触摸:一方面,整个表述行为谨慎而又间接地揭示出那唯一的所指,即“我要得到你”,将这所指解放出来,供养它,让它节外生枝,让它爆炸(言语在自我触摸中得到快感);另一方面,我用自己的辞藻将对方裹住,抚摸他/她,轻轻地触碰他/她;我沉湎于这样的轻抚,竭尽全力延续这类对恋爱关系的议论。
(“含情脉脉地道来”,就是无限期、无匮乏地消费;就是交媾但没有性欲高潮。也许存在这样一种“有节制的交媾”的文学形式:马里弗体。[37])
2.概念化的花言巧语
议论的冲动循着替代法的轨迹不断地移动。起先我是为了对方而谈论我们的关系;但或许也是面对一个知己:我从你转向了他。然后,我又从他转向了人们:由此我生发出关于爱情的抽象表述,关于事物的哲学,总之,这只能是一种概念化了的花言巧语。反过来看,任何以爱情为主题的谈话(不管表面看来多么冷漠)必然包含某种隐秘的演讲(也许你并不知道我是在对某一个人说话,但他确实就在那儿,我的格言警句就是对他而发的)。在《会饮篇》中,也许就有这样的演讲:那就是亚尔西巴德在听了分析大师苏格拉底的讲话之后,呼唤并渴望得到的阿伽东。
(爱情的难以言传,它的特殊性使它游离于种种论述之外;归根到底,只有遵循严格的演讲规定性,人们才能去论及它;不论是哲学巨著还是箴言集,不论是抒情诗还是小说,在涉及爱情的表述中,总有一人是作者传达的对象,尽管这人物往往像个幽灵,或是某个尚未问世的创造物。没人愿意谈论爱情,除非是为了某某人。)
献辞
献辞。语言的插曲;它伴随着任何一件恋人的礼物,现实的或计划中的;推而广之,它伴随着任何一个姿势,或实实在在,或藏而不露;恋人正是用这插曲向情偶献上礼物。
1.恋人的礼物
恋人在无比激动近似迷狂的情况下去寻觅、选择、购置送给情偶的礼物。我挺兴奋地打量一下,看看这东西是否招人喜欢,是否会让人失望,或是正相反,是否会因为礼物过于贵重,反倒暴露出我自己陷入迷狂或受到强烈诱惑的窘态。恋人的礼物是一种正式表白;我被统摄想象生活的、折磨人的换喻牵着鼻子,完全沉浸到对象中去了。通过这件礼物,我向你献出我的一切,我用自己的生殖器来点触你;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如痴如狂地逛遍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商店,非要觅到合适的、光彩夺目的吉祥物,最好它与你的欲望一拍即合。
礼物是接触、感觉的途径:你会触摸我摸过的东西;这第三者皮肤将我们连接在一起。我送X……一条围巾;他回赠我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戴着这条围巾;他确实就是那么天真地理解,并且那么说的。反之,任何崇尚纯洁的教谕都禁止用手去触摸捐赠或是接受的礼物;佛教徒削发为僧时,他的个人用品、袈裟都是放在供案上送给和尚的;和尚不能用手,只能用杖去接受这些物品;从此以后,所有给他的供品——他赖以生存的东西——都得放在供案上、地上或折扇上。[160]
2.因为我爱
我很担心:礼物是否会由于某种近似恶作剧的缺陷而不产生预期的效用;比方说有个小匣子(要弄到它多不容易啊),上头的锁恰好坏了(虽说那店铺还是由上流社会妇女经营的,而且还取了个漂亮名字:“因为我爱”。这么说来,是因为我爱,这锁才坏的?)。礼物带来的欢乐就这样烟消云散了,而且恋人终于明白,他要馈赠给对方的东西,并非为他/她自己所有。
(人们赠送的仅仅是一个对象:X……被分析,Y……也想让人给分析:难道分析就是爱情的礼物?) [161]
礼物并非一定就是垃圾,但它或多或少会被当作废品:我收到了礼物,却不知道如何处置;这礼物并不适合我的天地,碍手碍脚,纯属多余:“你这礼物,叫我怎么办才好!”“你的礼物”成了恋人礼物的滑稽的代名词。
3.介绍自己的馈赠
向对方介绍自己的馈赠(时间、精力、苦心,以及其他种种关系等),这仿佛是恋爱“场景”中一种典型的剧情简介,正是这样引出对白并借以启动任何一个场景:可我却没送给你!礼物展示出势力的较量,成为检验的工具:“我要送你的东西比你送给我的还要多,那样我就能支配你了”(在美洲印第安人交换礼物的盛大的宗教节日里,人们往往因此而焚烧村庄,屠杀奴隶)。
表明我馈赠的东西,正是遵循了家常模式:看看,我们为你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再不然:我们给了你生命(——生命?我才不在乎呢!等等)。谈论礼物,就等于将礼物置于某种交换经济之中(相互牺牲,哄抬价格,等等);与此相对的是无声无息的消费。
4.献辞
“向这位神灵,啊,斐德若,我奉上这篇献辞……” [162]言语无法赠送(怎样用手将它传给对方?),却可以题献——既然对方是一位小神祇。[163]供品湮没在祝圣仪式的滔滔宏论中,湮没在献辞的优雅姿态中;假如献辞富有节奏感(有格律),或被吟唱——这本是颂歌的特征,礼物便会在这样的声调中得到颂扬。没什么好送的,我就索性题奉献辞,将我的一腔情怀消融其中:
“献给最心爱、最美丽的人儿,
她用光明填满我的心怀,
献给天使,不朽的偶像……” [164]
所谓歌曲,就是空泛的致词里面一个矫揉造作的附加部分,完全包容在致词这一整体中,因为我通过歌唱来赠献的,既是我的身体(因为有我的声音),又是你借以打击这身体的缄默。(爱是沉默的,诺瓦里斯说;只有诗才能让它开口。)歌曲不表达任何东西:正因为这样,你最终听到的是我献给你的歌;它就跟孩子递给母亲的一段线头、一粒石头子儿一样,毫无用处。
5.写
尽管爱神无法表白,无法承情,她还是想呐喊,疾呼,想到处写出自己:“在水里,在黑暗中,在山上,在花丛中,在草丛里,在泉水中,在回声中,在空气中,在风中……” [165]当恋人创造,或者哪怕只是摆弄一下任何一样东西时,他/她都会产生题词的冲动。他想把自己从事的事业立刻甚至事先就献给他所爱的人;他工作正是为了情人。名称的预定正好表示这是奉献。
但是除了颂歌——它使献辞和文本混为一体——以外,跟随在献辞之后的东西(即作品本身)与献辞并没多大关系。我的馈赠不再是同义词的反复(我送你这件我送你的东西),而是有待诠释的;它有一个(或几个)意义,远远超出了致词的范围;我徒然将你的名字题在我的作品上,事实上这是为“他人”(别的人,读者们)而写的。因此,鉴于写作本身的必然性,人们不能断言某某文本是恋人的文本,严格地说,只能讲它是作者满怀深情创作出来的,犹如一块蛋糕或一只绣花拖鞋。
甚至还不及一只绣花拖鞋!因为拖鞋是按照你的脚定做的(你的尺码,你的趣味);蛋糕是根据你的口味制作或选择的:在这些东西与你之间有一致之处。但写作却不献这种殷勤。写作是干巴巴的,愚钝的,有点像压路机,行进时漫不经心,谈不上什么体贴入微;与其说背离了命运(况且什么是它的命运呢?这又是个谜),不如说它会毁了“父母、情人”。当我提笔时,我得明白这个明确的事实(按照我的想象,正是这一事实将我撕裂):可以说,写作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它使对方憋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对方在我的写作中非但发现不了任何奉献,反而看到了明白无误的镇静、力量、享受和孤独。由此可见题辞的残酷的悖论:我要竭尽全力赠予你那会使你窒息的东西。
(我们一再证实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人在写作时根本不具备表现他自己形象的文笔:倘爱我者“是爱我这个人”,那他/她就不是为了我的写作而爱我(而我会因此感到痛苦)。否则就是同时爱上一个身体中的两种能指,那就过分了!那样的事实属罕见。假如偶尔发生这种事,那一定是巧合,是天意。)
6.印刻,而不是给予
我应该明白,不能把自认为是为你写的东西送给你:不可能有恋人题辞(我不会满足于世俗的签名,装模作样在我俩都不感兴趣的某部著作上给你题辞)。对方被纳入这样一种活动,那是比签名深刻得多的印刻:对方被列入文本,在那里留下多重印记。假如你仅仅是这本书的受题辞者,你就无法摆脱自己作为对象——神——的严峻处境;但你在文本中的存在方式并不是某种类比形象或某种偶像的显现,而是力的显现,那是不太令人安心的显现——正由于这一点,你在文本中难以辨认。你不断感觉到自己被迫保持缄默,或是觉得自己的表述被恋人那魔幻般的表述所窒息,这都无关紧要:在《定理》中,“对方”并不开口,但他却在每一个爱他的人身上都刻下了印记 [166]——导致了数学家称之为“灾变”(一体系对另一体系造成的扰乱)的东西:这缄默者真是个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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