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汉代封泥的考古发现，始于1973年发掘的广西贵县罗泊湾二号汉墓。在此之前，没有文献和考古出土记录。1974年、1983年、1997年先后发掘的广西贺县高寨四号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和南越国宫署遗址，以及2011年广东五华县狮雄山遗址第五次发掘，又接续出土了一些封泥。由于封泥是官印或私印实际使用并具有社会效力的实证，它表明了汉字社会群体、汉字文化和印信制度在当地的存在与繁育。而汉字在岭南的传播使用较晚。因此，这在岭南文字遗物发现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章。先将已刊布的封泥数量与品目汇总如下：
图1-1 罗泊湾二号墓出土1件，印文“家啬夫印”
图1-4 南越国宫署先后出土2枚，印文为“殿中”“中府啬夫”。
图1-5 狮雄山遗址灰坑出土68枚，可明确辨识者有“定楬丞印”“定楬之印”“蕃□□□”“安”和反文“安”字封泥五种
以上几处所出封泥，职官、人名的考释以及与墓葬、遗址的关联，已有许多学者论证，在此不再赘述。在年代归属上，除狮雄山遗址封泥尚有认为属秦代一说外，其他几宗都已被认定为西汉南越国时期遗物，理据充分，亦无须再议。南越国文字规范，较长期沿袭秦制，我曾撰文论及其自创的印制风格存在滞后现象，与中原传入南越地区的私印制作工艺存在明显差异，这一点也与其他研究者所指出的南越典制的秦文化特征相一致。现在要进一步讨论的是南越国存在的近百年间，印式有无前后之变？如果有，大约何时弃秦入汉？而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以为首先需要辨析秦印式与南越仿秦印式之间的界限，这个问题也涉及个别传世官印的性质论定以及由此而带出的不同史料意义。秦时官印已有专署制作，这一点已为出土秦封泥文字所呈现的风格规范性和印群同质化现象所证实。由于南越国的特殊性质，随着南越国官印出土材料的增多，其属于集中颁制的性质也无异议。秦与仿秦的南越国之间，形成不同的文字书写特征是必然的，也确定地存在于现在所见的资料中。我们只要稍作比较，这种差别便在标志性文字体势中突出显现。我们应该注意到，秦官印（图2）与施用界格的南越官印及封泥，文字体势是有差异的，即秦官印文字的圆活与南越官印文字的方折具有明显的区别。纵观大量的秦官印、封泥，无论中央、地方职官，在“印”字所谓的标志字中，其“爪”部下行三笔几乎皆作斜画，而南越国官印文字中皆作方折之笔，无一例外。另外，“印”字的末笔曳尾也作直行折下，和秦印的多见斜笔也有不同意味。由此特征，南越国官印就得以与秦、汉中原印制判出区隔。
如是，南越官印文字标志既辨明，狮雄山遗址所出“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封泥年代便不得入秦。
图3
再者，出土于越南清化省的“胥浦候印”（图3），论者可能因受到界格官印下限可至西汉中期观点的影响，也可能考虑印章所出地在史籍中记载为西汉武帝时置九真郡，因而得出“西汉武帝时期”的断代结论。而以西汉官印已废用鱼钮，以及此印文中“爪”部与南越王墓所出官印“景巷令印”的文字特征完全相同，结论就应当改变；何况现在我们已经明确西汉建立后即取消官印界格一式，至武帝时期官印钮式、文字风格已形成另一形态（图4），故由“胥浦候印”引出的当是另一结论：胥浦候乃南越国在当地所置郡之武官。这一点，我已有专文论证。南越国官印文字特征的判明，也使我们对秦、西汉前期官印形态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明确。
秦龙川令赵佗本是中原南下的官吏，在秦末大乱之际，秦南海郡尉任嚣令其代行郡尉，并谋划立国之事。赵佗在刘邦建汉后接受朝廷赐给的南越王印绶，成为臣服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其后又与汉朝廷交恶，僭制称帝。由于赵佗的秦将身份和数十万北方官民的南下，在尚无文字的南越地区建立割据王国体制并推行一系列措施因袭秦代，是顺理成章的。南越立国93年，北接长沙国，与汉郡国的阻隔和交通是同时并存的。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也必然逐步传导、影响到南越，这在考古出土的南越国文物中也多有反映。在玺印形态上，广州汉墓出土的一些西汉私印，即来自中原，其中玉印风格更突出地呈现出与中原的人文联系。从南越统治者这一层面，接受西汉中原王朝文化的过程也是逐渐深化的。吕后、文帝时期，赵佗南越与汉廷关系多有反复。至武帝时期，南越王赵眜之子婴齐入汉朝任宿卫，并娶了汉人樛氏为妻。公元前125年赵婴齐归国，次年继王位。婴齐去世，樛氏立子赵兴为王，其本人位尊王太后。赵兴对汉廷行朝贡之礼，请比内诸侯，废南越旧制，撤除与汉郡间的边关。这些政治关系的变动，又带来了一系列中原汉朝文化的融入，相应地楚、秦的元素进一步消退。在本地印章规范上，我注意到南越宫署出土的“殿中”“中府啬夫”两枚封泥文字的形式变化（参见图1-4）。南越王赵眜卒于公元前122年。墓葬出土的印章、封泥的下限应近于此年，其中除一件玉印“泰子”外，官私印及封泥均施用作为秦制规范标志的界格或单字边栏，可以据此认为，赵眜时代的印制依然是承袭秦式的。南越宫署毁于汉武帝灭南越之年，即公元前111年。出土物的下限，晚于赵眜十余年。其间经历了前文所述与中原汉廷更多关联，也更了解汉制的赵婴齐、赵兴两代南越王。宫署遗址所出两件封泥反映的是弃用界格的官印新制，应该不是偶然的。我的看法是：南越宫署遗址所出封泥所呈现的南越官印新制，是南越沿用秦旧制的滞后性在长期与中原典制文化并行过程中出现的消解，同时赵婴齐入汉任官所受到的汉制影响也是促成此种变革的重要因素。南越自定的官印规制，前后确实出现了弃秦入汉之变，但仍然是自成体系而区别于中原印式风格。这一变革的分界点，应在赵眜时代结束之际。汉朝对南越国政治关系影响到典章文物，这是一个具体的例证。传世鱼钮“南越中大夫”铜印无论属于中原颁给还是南越自制，都可以确定为南越灭国之前的遗物（图5）。它和宫署遗址所出封泥印文的一致特征是弃用了界格，这也应该作为我们思考的一个线索。
需要指出的是：官印印式之变并非文字形态之变。前者由行政定制而变，后者则是社会性的，缓慢演变的。这也是我们的共识。南越印式的变革，连同南越国在岭南延续百年、具有其特色的汉文字体系的区域性风格演进，终于被汉武帝十万大军的南下进击所打断。元鼎六年（前111年），西汉王朝以南越王原有疆域及新拓之地置为汉郡，自此郡县官印由中央统一颁制，印式、印文与内郡同归一体，呈现汉制的全新面貌，秦文字的遗韵遂无迹可寻。（原刊《上海文博》50期 注释已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