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学生时代的劳动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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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一代人六零年踏入小学的校门，小学毕业时赶上特殊年代在中学只停留了一年半就走向社会参加工作了。又好像一眨眼之间就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现在居住的小区有幼儿园还有小学和中学，每当我看到那些中小学生在身边经过时就不由自主的想起我们曾经的学生时代，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统一的校服，也没有五彩缤纷的书包和学习用具，更没有长辈们的准时接送。现在的学生除了学习各门功课，好像也见不到他们参加什么劳动了，以前的年代提倡学生与工农相结合，毛主席也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尤其是六十年代中期的学雷锋运动使社会上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参加义务劳动的活动遍地开花。记得我们在帽儿胡同小学上五年级下午没课时鲍斌老师经常带领我们去霞光街到沙滩一带给马路边的小树松土浇水，还多次到地安门东南角的3路公交车总站给停放的车辆擦玻璃打扫车厢卫生。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赵天英老师带我们去安定门外（大概现在的安贞桥位置往西一点，那时周围还都是庄稼地）在场院上全班同学围着玉米垛用手搓玉米粒（那会儿还没有脱谷机）。

进入中学后参加义务劳动的时候更多了，六八年的夏天，有一天下午班主任陈清政突然找到我家，他告诉我说全校师生要去通县参加三夏劳动，班里要组成一个先遣小组提前到那儿做准备工作，计划让我和李龙与他一起去。那会儿学生去参加劳动还要交伙食费交粮票、要把被子打成背包、还要准备洗漱用品等。那天先遣小组出发了，是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拉我们到了通县牛堡屯公社高营大队，那一次去通县的大队人马是排着队从地安门走着到目的地的，看来这先遣小组还是不错，起码没有走那么长的路。先遣小组比大部队早去了三天，那几天我和李龙与陈老师住在一起，屋子窗户外面就是一个大水塘，天还没有亮呢，水塘里的青蛙🐸 就开始呱呱的乱叫了，没辙，别睡了起来吧。大部队没到之前我们就在贫农社员高宝善家吃饭，据说牛堡屯高营大队在当地生产抓的不错，社员生活也比较富裕，高宝善家收拾的整整齐齐，屋里也算是宽敞明亮，饭桌摆在炕上，黄澄澄的贴饼子，热乎乎窜着香味的棒渣粥，还有两样炒菜和咸菜，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吃饭，一切显得那么随和与自然。

      

大队长马宝光三十几岁，是从部队转业的，他中等身材显得非常结实又非常精干，他带我们一边参观大队的庄稼一边介绍大队的情况，庄稼地四周的白杨树郁郁葱葱整整齐齐，不远处还有面积很大的鱼塘，……这是我第一次到京郊，那里的田园风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三天以后大部队来了，来高营大队的有我们年级的三个班，除了我所在的十班还有六班和九班，人多了也热闹了，劳动之余同学们一起聊天，一起打闹欢笑。在麦地里同学们弯腰拔麦子，只见辅导员李文琦（老初三的、曾经的地中老兵）头戴草帽挥汗如雨冲在最前面，后来喇叭里传出来广播站女广播员的声音 :“ 在劳动中红卫兵小将李文琦不怕苦不怕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当时参加牛堡屯三夏劳动的有我们班的老师陈清政和蔡加亮，有同学翟长铭、李龙、关福海、张玉森、杨慧宝、王开江、张凤起、赵嘉迅、章毅、梁克强、朱运滨、祁振华、张树才、康俊杰和宋彦荣等，（女同学的名字记不清就不写了），同去的还有辅导员李文琦和于大猷。这次劳动结束后，两位辅导员就毕业分配了，从此音讯皆无。

第二次是在昌平中越友好公社白坊村参加秋季劳动，那是六八年的下学期，我们以前的十班不知怎么被拆了，我和梁克强朱运滨等被分到了四班，班主任是汪秀清和顾秀文老师，到四班不久就参加秋季下乡劳动，一个年级十个班近五百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的出发了，要说从地安门走到立水桥够远的吧，但过了立水桥以后还要再往东走很远才到白坊村，那时候十几岁也不知道累，路上也没人说要喝水什么的，这放到现在的学生身上不知会有什么反应？这次劳动因为身体原因顾老师没有参加，汪老师一人带队前后照应着。这次在白坊村一共呆了十几天，多半时间都是下地劳动，有时下到水田里割稻子，不知不觉的劳动快结束了，在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班级总结会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还受到了表扬，其实自己和大家一样干活、只是知道配合老师的工作，表扬不表扬的真的无所谓。十几岁的孩子正是能吃饭的时候，可那个时候真的很难吃饱，男同学们干了一天活那个饿劲儿就别提了，那次劳动期间我的小学同学李燕宾正好在伙房干活，有一次路过伙房，看见他正在把蒸熟了的窝头下屉，那金黄的窝头冒着热气闻着一股香味，我驻足一旁呆呆地看着，真想抓起一个来咬几口，但是有纪律这不能随便吃啊！燕宾似乎看出了我的意思，他悄悄的把一块儿碎了的半个窝头塞给我，自己收回眼光赶紧离开了伙房重地。

在白坊村的劳动就要结束了，在村革委会不远的空场上召开了欢送大会，会上那位指导我们劳动的女委员讲了话，最后还唱了几句，其中有一句是，俺们那个贫下中农啊，舍不得你们走欧欧，俺们对你们有意见……，底下有同学小声嘀咕，有意见我们也得走，我们该回家了。五班的女同学岳彩帼也代表学生表演了样板戏清唱《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多年以后这位女同学成了国防科委文工团的女中音歌唱家。

     

劳动结束后 我们又打起背包走着返回了学校，当年安定门到立水桥还只是几米宽高低不平的土路，两旁是七拐八叉的杂树和乱草，路边是水沟，九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北京亚运会召开之前，这安立路才变得宽敞通畅起来。

      

六八年底汪老师又安排我们班去北京第三轧钢厂参加劳动，第三轧钢厂位于东直门东边一点，它的右面是北京摩托车厂，在三轧钢劳动时好像就是推料卸料，至于还干什么别的活儿已经忘记了，干活时没有工作服就穿着自己的衣服，自己带饭中午加热了吃，第一天去我是从地安门走着到东直门的，那会儿也忘了穿胡同走着近，就傻傻的按着7路（如今的107）电车路线从地安门经鼓楼到小经厂交道口走到东直门，后来听别的同学说他们都打了月票，我也找母亲要了两元钱买了一张学生月票，这样来回就轻松多了，在三轧钢大概也干了十来天，后来劳动结束了就和几个同学一块儿坐车玩儿。

凉河与大运河交界处的通县张家湾

一九六九年的六月这回去的是通县的张家湾，还是全年级十个班在一起，又是走着到通县啊，这次除了汪老师、顾秀文老师也跟着一起去，长长的队伍有时喊几句口号有时唱一首歌，如果再扛着枪拉着炮，还真的以为是上前线打仗呢，那会儿的马路可没有现在这样宽，车更没有现在这样多，经过朝阳门一直往东走，到了张家湾以后，我和刘德舟、梁克强、张方学、付德清住在一个老乡家，白天出工劳动除了拔麦子就是在场院干活，刘德舟除了劳动还要吹号提醒大家作息时间。一天劳动后我不知怎么感冒了，据说测量体温是三十九度四（我当时自己没什么感觉），但汪老师安排我休息，她还买来一包白糖给我冲水喝，一天后烧退了我又投入到集体劳动中。之后又有一个同学病了，顾老师同样买了一包白糖给了那个同学，两位老师都不错，当年我也协助她们为班集体做过一点事情。汪老师是印尼归国华侨，她是个性格直爽、热心肠但又心直口快的人，同学如果违反了课堂纪律，她会毫不客气的批评你，但事后她就不提那件事了，一开始汪老师是教体育课的，那时候有个别同学特淘气，上课时他可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汪老师批评他，那个同学小声骂了一句，汪老师听到后也直接骂了那个同学一句，事情平息后接着上课。个人觉得这正是汪老师豪爽和可爱的地方，同学和老师应该互相尊重才对，尤其是学生首先要尊重老师。

     

那次同我们一起去的还有地安门中学的老校长姚德仁，印象中姚老师身材比较高大，文质彬彬的，他戴着近视眼镜有些像电影演员顾岚（电影苦菜花中的王柬之），文革前期他和书记丁景敏一块儿被打倒了，一段时间他被押解到农展馆东边的中阿人民公社劳动，这次到张家湾来他的工作就是在劳动中写一些鼓励同学们的通讯报道稿件，有时候我也写一篇表扬同学的稿件交给姚老师审阅，他非常热情的把有不清楚或个别字迹潦草的地方告诉我改过来。

在张家湾的劳动是愉快的，有时干活路过水塘会不由自主的哼哼起洪湖水浪打浪，路旁电线杆上的大喇叭还经常播放着马玉涛的名曲《看见你们格外亲》，小河的水清幽幽，庄稼盖满了沟，解放军进山来，帮助我们闹秋收……。在场院上劳动过后还有的同学满怀兴致的玩耍，有人还在麦垛上做一个跳水动作落到草堆中。记得当年在张家湾参加劳动的同学有: 冯子鸣、夏凯平、赵辉、汪大明、刘德舟、刘文迅、吴德禄、左铁秋、曾建泽、付德清、赵秋立、常文河、梁克强、杨秉月、朱运滨、于景肃、王先、王洪刚、张方学、王建民、王月忠、王赤诚、朱恩祥。女同学有: 樊吉华、赵燕凤、郭文革、侯燕、王建、刘文琴、叶晓宸、陈玉荣、蔡军……（其他不记得了）。

从张家湾劳动回来以后没多久，我们这一届被通知全部上山下乡，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内蒙古（属北京军区管辖），第二个是黑龙江（属沈阳军区管辖），第三个是去云南，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根本不知道离开家乡以后会如何，有的没有通过家长自己就去派出所注销了北京户口，当年的三月份中苏在边界上（珍宝岛）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许多同学报名去黑龙江就是怀着保卫祖国边疆的决心去的。

一九六九年的八月份地安门中学一片繁忙，七零届和七一届忙着练队准备参加国庆二十周年游行庆典，六九届和个别六八届的打背包装行囊准备奔赴遥远的边疆。几天以后永定门车站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八月二十七号上午十点五十八分去内蒙的列车开动了，九月十八号中午十一点五十二分开往东北的列车也响起了汽笛，再见了，我们的老师和同学，再见了我们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中学经过几次劳动锻炼后，我们又要到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参加劳动锻炼了。

     

眨眼间已经过去五十多年，有人早已忘了那点短暂的经历，也有人对这段往事不愿意提起，如今地安门中学已经不见了，以前的老师和同学有的也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自己也踏上了夕阳红的老年行列，衷心祝愿我们同时代的同学和伙伴们幸福如意，安康快乐！

      

 写于二零二一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