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风车……

顺风顺水是人们生活中的追求,可惜人生多坎坷,顺风顺水的生活可望不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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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风走,在步行时代或以自行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时代,足以给人带来一天的好心情。
我小时候生活的松嫩平原属于北温带季风气候,有风的天特别多,齐齐哈尔地区尤为明显,叫一年刮两场风,一场刮六个月,所以齐齐哈尔城又叫卜奎城。
对于卜奎的解释不一,一种说法是卜奎是管风的神,另一种是卜奎是达斡尔语“勇士”或“吉祥”的意思,我更倾向于前者。因为有“风刮卜奎”之说,齐齐哈尔最主要的大街叫卜奎大街。
“风刮卜奎”说的是当年官府要在嫩江西岸建城,而西岸是达斡尔族的牧场,当地人反对,一夜之间起了一场大风,把官兵运来的木料、石块都刮到东岸。顺应天意官府只好在东岸建城。
齐齐哈尔的风之大没在那生活的过人不知道,特别是春天,三、四级风算没风,八级以上大风也不少见。
小时候上学骑自行车,早上一到学校你就发现有人洋洋自得,有人愁眉苦脸。洋洋自得的是顺风来的,愁眉苦脸是顶风来的。并且还能发生奇迹,下午放学的时候风向转了,早上洋洋自得的人欢呼雀跃,愁眉苦脸的人如丧考妣。
2
在以牛车、马车或农用车为交通运输工具的时代,管坐顺风车叫搭便车。
在农村,一些老人、孩子出行只需在路边等,或者是边走边等,只要听到车老板的鞭子声或小四轮的突突声就等于车来了。只要是空车,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可以顺路坐上一程。
那个时候,搭上顺路的老人和孩子是车把式的基本道德,无需多讲。
下车时道声谢也就完了,车老板会甩出一声响鞭或按两声喇叭做以回应,那声音里带着帮助过人的愉悦。
农村以汽车为交通工具是近几年的事,搭便车开始变得不容易,除非是开车的人认识你主动停下。
相对于牛车、马车、农用车,汽车是一个私秘的空间,牛车、马车、农用车要更开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私秘,越来越不向外人开放,邻里之间仿如路人。
小时候,我父亲有病,头痛时满炕上打滚儿、撞墙。有一天我到距家十里路的镇上买药,回来的时候拦下了一辆解放大卡车,到家后全家人都很惊讶,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这一次经历让我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也许正是这次经历才让我不满足于生活在那个一年刮两场风的地方。
当然,那个时候搭便车也是有风险的,老人、孩子没什么风险,老人没人要,孩子太多也没人要,有风险的是大姑娘。也偶有听说大姑娘被车老板强奸的事儿,也只是传说,但没有杀人的事。被害者要么就是嫁给了车老板,要么就是远嫁他乡,变成了更遥远的故事。
3
毕淑敏曾写过一篇关于搭车的短篇小说《那个搭车的青年》,后来被传为美文。
毕淑敏在阿里当兵的时候,一年“五一”放假回家,搭乘了一辆地方上运送旧轮胎的卡车。路上遇到了一个破落的青年拦车,司机不想拉,因为之前他的一个同事被一个搭顺路车的人杀了。这个青年说是急着给家里生病的老母亲送小米,孝心打动了毕淑敏,求司机带上他。
驾驶室里已经没有位置,他只有坐在后面敞棚的车厢里,车厢里除了有旧轮胎,还有毕淑敏的一个装有送给家里人礼物的提包。天气很冷,路上很颠簸。毕淑敏从驾驶室后面的小窗子观察车厢里的青年,发现他正在搬动她的提包。
警觉的司机说他是要拿了提包跳车,气氛一下就紧张了起来。为了不让青年跳车,司机在颠簸的路上开足了马力狂奔,并故意左右摇摆。而车上的青年却一直抱着提包不放,在车厢里翻滚。
到了一个兵站,车停了,青年也到了回家的岔路。下了车的青年已被摔得鼻青脸肿,额头还流着血。他说谢谢司机把车开得这么快,他老母亲病了,他也心急。
当毕淑敏检查车上的提包时发现,她的提包被青年用绳子牢牢地系在了车厢的木板上,他是怕把提包里的东西颠坏了,或是飞出车厢外。为了保护别人的东西他努力了一路,而被保护的人却错认为他是个贼。
小说最后说:我的心像凌空遭遇寒流,冻得皱缩起来。
毕淑敏的小说发表于八十年,是她对当时社会“人心惟危”的担心,呼唤社会相信善良,彼此信任。
她的这种担心实现了,而是以她想不到的残忍方式,她所呼唤的善良和信任也早被大风刮到了九霄云外。
4
2015年4月,北京小桔科技有限公司在滴滴快车、滴滴专车的基础上推出了一款新产品——滴滴顺风车,坐顺风车成了互联网服务,并随之刮起了一场吸引用户的大风。
对于入驻滴滴顺风车的车主,滴滴给予新注册用户50元补贴,完成首单后再送100元,如果推荐其他人还可以再获得20元。这一场风刮来了千万级的注册量和百亿级的融资,顺风车成为了一种出行方式。
而在BAT、苹果、联想等大资本的推动下,人们并没有看到“善良”和“人心”的出现,一大部分司机为了求艳遇注册了顺风车,在发生了多次事故之后,滴滴不但视而不见,还不隐晦地宣传这种社交模式,结果艳遇一次次地变成了奸杀。
中国的互联网产品在资本的支持下,在毫无监管的条件下野蛮生长,并越来越走向野蛮。
这里面有一个幌子叫“没有人能阻挡得了科技的进步”,但如果科技的进步只是为了走向野蛮,我们还不如回到农耕时代。
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手段,人类的进步是为了走向文明,马车老板见到路上的老人与孩子响亮地喊一声“吁……”就是文明。无疑,在顺风车上强奸杀人就是野蛮,很多人不承认我们逆向而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些牛气冲天的独角兽公司老板走向聚光灯的时候,大谈特谈给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多少机会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些机会会有另一种可能,财富不但能制造文明,在没有约束下更有可能走向野蛮。
也有很多人讲外国也有这样的事儿发生。当然,强奸杀人从来就没有断绝过,但如果有一个公认的机会出现,坏人的机会就会变大,这就是外国排斥网约车的主要原因。
而在乐清的这起顺风车强奸杀人的案件中,我们的公安管理、公共网络监管和天眼工程显得无能为力,竟然被一家公司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就不可思议了。
出现恶性治安事件,责任就不在是滴滴这样的运营公司了,主要的责任是社会管理者。把责任一味地推向商业运营方,也是不负责任。
滴滴保护不了老百姓的安全,虽然它是个5000亿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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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美国著名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通过统计55万件机械事故得出了海因里希法则:每1起严重事故的背后,必然有29起轻微事故,300起未遂先兆和1000起事故隐患。
按这个方法计算,发生在今年顺风车上的两起强奸杀人案,就应该有58起轻微事件,600起未遂事件和2000起隐患。
而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案件判决信息,从2015年到这起案件之前,关于滴滴的强奸、杀人案一共17起。那就是有近500起的轻微事件发生,5100起的未遂先兆,17000起隐患。
这些信息没有得到社会管理者的重视,或者说海因里希法则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乐清女孩被害前一天,另一位女子就侥幸在这位顺风车司机的魔爪下逃脱,这说明老外的法则还是有道理的。
开着车出去碰艳遇,在中国走向汽车时代就已经开始了,顺风车的出现让这一行为变得更加公开,碰不到还可以挣钱,真是两全齐美的好事儿。
我们坐着互联网的“顺风车”引进了谁都不想要的网约车,引进了就要管好。如果大部分人获得出行便利的条件是一起起强奸杀人案,这种便利的代价太大。
有人说不能因为个案而否定一起,这是典型的功利主义集体道德观,如果遇害的是你家人,你还会觉得这是个案吗?那就是全部。没有一个人有权力为了个人的便利而牺牲别人的利益。
顺风顺水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正是因为中国经济这几十年的一路顺风,没有走向文明,反而越发展越野蛮,才受到了现在以美国为首的抵制,越走越艰难,风向变了。
相于对整个社会的问题,顺风车强奸杀人案只是一个小小的点,管理者应该思考的是1:29:300:1000的问题。
1985年卜奎城迎来了一任新市长叫丛福奎,三年后升为市委书记。大家说这领导的名字好——福奎,有福于卜奎。
1990年丛福奎出任黑龙江副省长,1995年出任河北省副省长,2001年落马。罪名是:丧失理想信念,大肆索贿、受贿,最终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当时认为丛福奎只是海因里希法则里1000中的一个,他之后,齐齐哈尔历任书记全部落马,无一幸免,风刮卜奎。后来发现他是1,后面还1000个前赴后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