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文献》2020年第6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雷震老师授权发布。
内容摘要：《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是一部记载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的纲目体史书。此书现存残宋本一部、影宋抄本三部。本文发现国图藏抄本的文本错误程度较高，《中华再造善本》以此本配补残宋本影印似有不妥。国图藏影宋抄本之底本，来源于一个与宋刻元修残本同源的宋本或抄本，该本即刘时举编《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本文认为抄本同出一系，与残宋本有紧密但有区别的血缘关系。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片造成的。这些结论可为今后继续深入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流传等问题有所助益。关键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 残宋本 张金吾 张蓉镜 陆心源现存记载南宋高、孝两朝的史书，主要有《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和《宋史全文》，其中《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成书早于后两种，内容又比《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完整，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此书目前有四种旧本存世：国家图书馆藏两部，一部为宋刻元修残本（简称“残宋本”），仅存卷一至七，卷十二至十四；另一部为影宋抄本，十八卷，但部分卷帙有残缺（简称“金吾本”，详后）[1]；现藏台北故宫的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中的张蓉镜旧藏影宋抄本，有张蓉镜跋语（简称“蓉镜本”）[2]；日本静嘉堂文库有原为十万卷楼旧藏的影宋抄本（简称“陆心源本”）[3]。清代中期，翁方纲还见过一个四卷辑本[4]。另有近年《中华再造善本》衲配影印本（简称“再造本”）[5]。据笔者了解，学界对《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研究较少，且研究集中于对其作者、书名、卷数的考证[6]，以及与同时代的纲目体史书进行整体对比[7]，而关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现存版本情况、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等最基本的文献学问题，除虞云国一文之外，几乎无人涉及，甚至在相关论著中，因袭旧说，以讹传讹，将金吾本与蓉镜本混淆[8]。笔者特撰此小文，以国家图书馆藏本为线索，研判金吾本的外观特征（浮签和校改）与文本内容（缺叶和异文叶），讨论该本与其他三种本子之间的关系，探索该书南宋传本的源流；并揭示《中华再造善本》衲配不当，纠正金吾本“实即影抄今国图所存之残宋本”[9]的错误认识。国家图书馆藏影宋抄本《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善本书号03398），十八卷，不著撰人名氏[10]，分装六册[11]。记事起于建炎元年（1127），迄于淳熙十七年（1190），有清张蓉镜校[12]。该本目录首叶从右至左、从上而下依次钤有“秘册”朱方、“张月霄印”朱方、“爱日精庐藏书”朱方、“汪士钟藏”白方、“铁琴铜剑楼”白方、“北京图书馆藏”朱方；在目录与卷一之间的书签上，钤有“子雝金石”白方；卷二、五、八、十一、十四和十八末叶均钤有“平阳汪氏”朱方；卷三、六、九、十二和十五首叶均钤有“汪士钟藏”白方；此外，在卷十八末阙文处，还钤有“北京图书馆藏”朱方；在卷十八末，钤有“铁琴铜剑楼”白方。除以上特征外，该本在部分叶面有批阅浮签小条，共42处[13]，另有朱批121处[14]。该本由张金吾、汪士钟、汪振勋、瞿镛依次递藏，最后入藏北京图书馆。全书未见张蓉镜的藏书印和跋语，因此笔者认为张蓉镜应当没有收藏过该书，故可简称金吾本。而著录该本的几种书目，从最早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到近几年新出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和《中国古籍总目》均标注为“张蓉镜校”[15]，这其中是否存在著录错误的问题呢？张蓉镜，清昭文（今江苏常熟）人，是与张金吾同时同乡的藏书家。该本中粘贴42处有校语的浮签小条，有的小条直接写有张蓉镜的字“芙川”，或落款为“芙记”。如卷三，建炎四年五月“以张守参知政事”条，浮签写着“以张守参知政事注内駚兼，駚字似误，未识另有出处否芙川”；卷六，绍兴五年正月“诏前宰执条上攻守策”条，浮签写着“第廿六行东南民九何九字费解芙记”。除以上两处浮签外，卷九绍兴十一年十二月“秦桧奏诛岳飞及张宪岳云”条，该条下所夹浮签的背面写着“张芙川少老爷李树卿顿首”。李树卿是何人，无从查证，但从此条的内容和纸张属性来看，应是张蓉镜将李树卿写给自己的信件裁剪为小条，用作校签。对比这些小条的字体、墨色和语句表述，发现尽管有7处小条是墨笔，与其他小条为朱笔不同，但表述文字均是“某行某字疑误”，字体上也可以确定为同一人所写。最早著录该书的《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即以浮签上有张蓉镜的字，断定该本为张蓉镜所校。但张蓉镜与此本关系到底如何，还需辨正。上文已提到，现存台北故宫的抄本《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与张蓉镜有关。该本不但有张蓉镜“味经书屋收藏”“蓉镜珍藏”“张蓉镜”三印，且在卷十八末还有张蓉镜的跋语，为张蓉镜旧藏无疑。经对比，金吾本浮签小条的字迹与蓉镜本末尾的张氏跋语字迹完全不同。笔者所见其他善本古籍上的张蓉镜跋语或题识[16]，字迹也与浮签字迹不同（见图1、图2）。
图1《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浮签字迹 图2张蓉镜字迹
张蓉镜在自己藏本的跋语中称“假爱日精庐所藏影宋本补全校正”[17]，可见他是借用张金吾藏本补写校勘自己所藏之本。而据浮签内容和用纸所示，金吾本上的浮签应当是张蓉镜借阅该本时所做的记录。既然不是张蓉镜所写，必是其身边之人代笔。张蓉镜的妻子姚畹真，是一位诗书红袖[18]。蓉镜夫妇旧藏《两汉诏令》和《后村先生大全诗集》存有姚畹真跋语（见图3、图4）：
图3《两汉诏令》上姚畹真字迹[19] 图4《后村先生大全诗集》上姚畹真字迹[20]经过比较，姚氏跋语字迹与浮签小条的字体极为相似。因此可以推定，这些浮签小条是张蓉镜夫妇在借阅金吾本校勘己本时所作校记；因不便贸然落墨于他人之书，故而夹签留记。金吾本确实有张蓉镜校，诸家书目著录不误；不过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蓉镜校语由其妻姚畹真笔录。1.卷三，绍兴元年二月，大字纲“诏近臣条陈时务”条处：浮签写“中书舍人洪拟，疑是凝字”。（蓉镜本为“凝”字）2.卷六，绍兴五年正月，大字纲“诏前宰执条上攻守策”条处：浮签写“第廿六行东南民九何，九字费解芙记”。（蓉镜本“九”字之处为空白）3.卷六，绍兴五年十月，大字纲“伪齐犯涟水，朝世忠败之”条处：浮签写“朝世忠败之，朝似当作韩，未识另有朝世忠否，当详考”。（蓉镜本为“韩”字）洪拟确有其人，《宋史》有传[21]，蓉镜本误。“东南民九何”一句，残宋本作“东南民力何以堪”，当是。宋并无朝世忠，金吾本误。以上三例可以看出，张蓉镜校勘《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时十分谨慎，仅校异同，未做任何考证校改。张金吾在看到这些浮签后，也没有径直据改，而是保留浮签，留待他日。张蓉镜在自藏本的跋语中明确提到自己借抄补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大致过程：是册前两本尚是明人所钞，余得之邗上，欣喜过望，即假爱日精庐所藏影宋本补全校正。用染色纸者，盖取其与旧钞一色也。今爱日书已星散，展阅之弥深感慨，更当珍重耳。[22]跋语说明，蓉镜本的前身是有残缺的，其后依据金吾本补全。依据甲库善本影印蓉镜本所反映的钤印信息可知，该本仅前六卷有“陆耀之印”白方和“朗夫”朱方，而陆耀（1723-1785，号朗夫）是一位比张金吾、张蓉镜更早的收藏者。虽未见蓉鏡本原书，但可根据上述信息推测，张蓉镜所言“前两本”（即前两册）应是指蓉鏡本的卷一至六。由此可知，蓉镜本虽据金吾本抄配，但也有旧第。笔者将两本文字粗加对读，即发现：1.卷一，建炎元年六月，仅蓉镜本缺一叶。金吾本不缺。可见张蓉镜并未依据金吾本抄补该叶，而是保留了邗上两册之旧。2.卷三，绍兴元年三月，大字纲“张俊复江州诛马进”条之后，两本均缺一叶内容。3.卷四，绍兴二年七月至九月之间，有一叶与下叶文字文意不连贯，两本均如此。4.卷十三，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大字纲“六月，赐皇子玮名眘，立为皇太子”和“追封皇兄子偁秀王”“玮”“昚”“偁”三字，金吾本均缺笔避讳，蓉镜本回改了讳字。5.卷十四，隆兴元年正月，两本均缺半叶。从卷十五第十一叶开始，两本某些叶面连续有大量缺字，且大部分缺字处均是每行末尾处文字。据此，则金吾本似乎源自于一个版心至书根处有断烂蚀损的祖本，张蓉镜抄配时遵从了金吾本的此类缺损。卷十八，淳熙十六年二月“复轮对”条小字目，两抄本文字均未完，金吾本在字目后空出来两叶半的位置，蓉镜本未空叶。根据上述例证可知，蓉镜本比金吾本缺叶多，且回改避讳，比金吾本抄成略晚。但两抄本应出同源，该祖本卷帙基本完整，偶有缺蚀损叶；它的缺叶决定了两抄本的共性缺叶。两抄本的具体优劣，仍需细致对读。2006年《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据残宋本影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即“再造本”），其缺卷据金吾本配补。金吾本是否优于蓉镜本，堪当衲配残宋本呢？以下试举例分析：（1）金吾本卷一，建炎元年五月，“维布衣，亦听举”一句，“维”蓉镜本作“雖”。（2）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九月，“何繇贵其功効”一句，“贵”蓉镜本作“责”。（3）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四月，“拥兵不收”一句，“收”蓉镜本作“救”。（4）金吾本卷五，绍兴三年六月，“汪浙月桩钱”一句，“汪”蓉镜本作“江”。（5）金吾本卷五，绍兴三年九月，“授顺浩镇南旧节”一句，“顺”蓉镜本作“颐”。（6）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正月，“自六合比归”一句，“比”蓉镜本作“北”。（7）金吾本卷七，绍兴六年九月，“蔑视其他诸莒”一句，“莒”蓉镜本作“酋”。（8）金吾本卷九，绍兴十年五月，“兵集于祈州”一句，“祈州”蓉镜本作“祁州”。（9）金吾本卷九，绍兴十一年正月，“虏寻陷徐州，守臣赵时遁”一句，“徐”蓉镜本作“滁”。（10）金吾本卷九，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改命万俟卨”一句，“萬”蓉镜本作“万”。（11）金吾本卷十三，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陕西、河西招讨复”一句，“西”和“复”蓉镜本作“东”和“使”。（12）金吾本卷十四，隆兴元年五月，“以神神宗之志”一句，“神”蓉镜本作“伸”。（13）金吾本卷十六，乾道六年五月，“中外疑惑，里得所请”一句，“里”蓉镜本作“果”。（14）金吾本卷十八，淳熙十年十一月，“子”蓉镜本作“于”。（15）金吾本卷十八，淳熙十五年十二月，“考其在亡”一句，“在”蓉镜本作“存”。笔者经过比勘两本，发现大部分是由于字形相似传抄致误，这种错误不胜枚举，如“家”与“冢”、“功”与“切”、“侻”与“悦”、“洽”与“治”等；此外，笔者还发现这些有误（或脱字）的地方（共有74例，限于版面，在此仅举15例），金吾本均用朱笔予以改正（或补全），改正（或补全）后的文字与蓉镜本一致。这说明蓉镜本虽晚出，但经过张蓉镜夫妇校勘，后出转精。金吾本上的朱笔改正文字，应是张金吾利用蓉镜本再校己本所留，而不是张蓉镜夫妇笔墨（否则就无需夹浮签了）。而金吾本中保留的浮签，都是无确切文献依据的校语，不能径改，故留存备考。因此笔者推测，张蓉镜夫妇应写了多于42条浮签夹在金吾本中，张金吾则将勘定处的浮签抽去。（1）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九月，“章程之事”一句，“章”原作“常”，蓉镜本作“章”。（2）金吾本卷三，绍兴元年正月，“俊不以为然”一句，“不”原作“大”，蓉镜本作“不”。（3）金吾本卷五，绍兴三年九月，“不可不遣问探”一句，“问”原作“间”，蓉镜本作“问”。（4）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二月，“将帅不速省、寺官”一句，“不”原作“下”，蓉镜本作“不”。（5）金吾本卷十二，绍兴二十七年七月，“皆画押行下”一句，“押”原作“时”，蓉镜本作“押”。（6）金吾本卷十四，隆兴二年四月，“王之望盛设守备”一句，“设”原作“毁”，蓉镜本作“设”。（7）金吾本卷十八，淳熙十年九月，“财，用以家宰制国用”一句，“用”原作“周”，蓉镜本作“用”。按：以上7条例子均属于同一种情况，即金吾本本身正确，蓉镜本有误，张金吾在校正己本时，过于依赖张蓉镜所校，未能注意到其有误之处，将己本正确者改误。如第（5）条，“皆画时行下”本身无误，翻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3]和《海陵集》[24]均与之同，可为旁证。（1）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六月，“则聪日聪，视日明”一句，“视”原作“明”，蓉镜本作“明”，以正改误。（2）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九月，“以其功罪之实”一句，“其”原作“者”，蓉镜本作“其”，两本均误。（3）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十一月，“邦又骂不绝口”一句，“又”原作“乂”，蓉镜本作“乂”，以正改误。（4）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十一月，“顔真卿异伐忠臣”一句，“伐”原作“代”，蓉镜本作“代”，以正改误。（5）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二月，“承平之又”一句，“又”原作“及”，蓉镜本作“乆”，未改对。（6）金吾本卷三，绍兴元年三月，“或怠堕因循”一句，“堕”原作“随”，蓉镜本作“惰”，未改对。（7）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五月，“位太中大夫上”一句，“太”原作“大”，蓉镜本作“大”，自行改对。（8）金吾本卷五，绍兴三年七月，“省刑施力役”一句，“施”原作“㢮”，蓉镜本作“㢮”，以正改误。（9）金吾本卷七，绍兴六年正月，“宜旱措置脤济”一句，“脤”原作“赈”，蓉镜本作“赈”，以正改误。（10）金吾本卷十一，绍兴二十四年七月，“其追封盖自俊始”一句，“追”原作“迫”，蓉镜本作“迫”，自行改对。（11）金吾本卷十七，淳熙六年正月，“而后洽之”一句，“洽”原作“治”，蓉镜本作“治”，以正改误。（12）金吾本卷十七，淳熙七年九月，“令使在庭”一句，“令”原作“人”，蓉镜本作“人”，以正改误。按：以上12条例子可细分为四种情况：第一，金吾本未据蓉镜本校勘，将己本正确者误改，如第（1）（3）（4）（8）（9）（11）（12）条，共计7例。在第12条的小字注文中，有“又诏除朝贺、六参并人使在庭依议，其馀并免宣名……”。“人使”，即使者之意。此句大意为除六参日和有使者来访的日子需要“依议”外，其他时候宰臣可以免宣名。“人使”一词本来无误，但金吾本却用朱笔改为“令使”，反而将己本正确之处误改。《宋会要辑稿》[25]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26]均为“人使”，可作为旁证；其余几条，可根据上下文意判断。第二，金吾本未据蓉镜本校勘，将本身有误之处，自行改对者，如第（7）和（10）条。“太中大夫”属于宋代阶官；“追封”符合上下文意，此两条张蓉镜未校出，金吾本反而自行改对。第三，金吾本未据蓉镜本校勘，将本身有误之字，改为另一误字，如第（5）和（6）条即是。第四，两本均有误，金吾本据蓉镜本校勘，未改对者，如第（2）条，当为“考”字。
通过表1可知，金吾本的93例朱笔改字中，改正者76例，改错者16例，改而未对者1例。其中，根据蓉镜本改字82例。这不仅说明了金吾本错误较多，也说明了金吾本确实与蓉镜本关系十分密切。尽管张金吾已将己本进行了大量校勘，但仍未将己本的错误全部校出，尚有遗漏之处。（1）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四月，“宰相者百寮之表”一句，“表”当为“长”之误，蓉镜本为“长”。（2）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五月，“金人禁建康掠人民”一句，“禁”当为“焚”之误，蓉镜本同误。（3）金吾本卷三，绍兴元年二月，“刘豫为外齐”一句，“外”当为“伪”之误，蓉镜本同误。（4）金吾本卷四，绍兴二年七月，“自今除伐”一句，“伐”当为“代”之误，蓉镜本为“代”。（5）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二月，“将帅下速省、寺官”一句，“速”当为“逮”之误，蓉镜本同误。（6）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六月，“悙，程頥之髙第”一句，“悙”当为“焞”之误，蓉镜本回改为“惇”，同误。（7）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十月，大字纲“伪齐犯涟水，朝世忠败之”条：“朝”当为“韩”之误，蓉镜本为“韩”。（8）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十二月，“左副元帅挞辣居祈州”一句，“祈州”当为“祁州”之误，蓉镜本同误。（9）金吾本卷六，绍兴五年十二月，“可捍流矣”一句，“矣”当为“失”之误，蓉镜本为“失”。（10）金吾本卷九，绍兴十年九月，大字纲“辛亥，太享明堂”条：“太”当为“大”之误，蓉镜本为“大”。（11）金吾本卷十，绍兴十八年十一月，“械送嶽”一句，“嶽”当为“狱”之误，蓉镜本为“狱”。（12）金吾本卷十三，绍兴三十二年十二月，“寻使商、陜、原、环等十七郡”一句，“使”当为“复”之误，蓉镜本同误。（13）金吾本卷十七，淳熙五年九月，“门有军国几密文字”一句，“门”当为“间”之误，蓉镜本同误。（14）金吾本卷十七，淳熙八年正月，“内侍不当于军政”一句，“于”当为“干”之误，蓉镜本为“干”。（15）卷十七，淳熙八年三月，“诸路宫私房僦”一句，“宫”当为“官”之误，蓉镜本同误。（16）金吾本卷十八，淳煕十一年五月，“隋交始改百王之制”一句，“交”当为“文”之误，蓉镜本同误。（17）金吾本卷十八，淳煕十一年五月，“几丑百条”一句，“丑”当为“五”之误，蓉镜本为“至”，同误。（18）金吾本卷十八，淳煕十一年五月，“方平之请，上具四等”一句，“上”当为“止”之误，蓉镜本同误。（19）金吾本卷十八，淳煕十一年五月，“犯者自众”一句，“自”当为“日”之误，蓉镜本同误。（20）金吾本卷十八，淳煕十一年五月，“黥隶之人”一句，“隶”当为“配”之误，蓉镜本同误。笔者按：以上20条例子说明，张金吾并未将己本的错误全部校出，尚有遗漏之处。其中，有13例蓉镜本同误亦未校正。通过以上举例，可以看出金吾本的错误远高于蓉镜本，尽管张金吾曾大量依据蓉镜本校勘己本，但金吾本仍有未校或误校者多处，两种本子存在较大的文字差异。因此，笔者认为蓉镜本后出转精，文本错误要比金吾本少，“再造本”用金吾本衲配，并非优选。因为现存的残宋本和各抄本的行款完全一致，故再造善本以金吾本衲配残宋本，可谓便利。《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甚至认为金吾本“实即影抄今国图所存之残宋本，宋本所缺之内容，从别处补来”[27]。若如此，则金吾本与残宋本在内容上应当完全一致。但笔者对勘两种本子相同的卷帙后发现，二者内容上有明显的差异：1.金吾本卷三，绍兴元年三月末到四月末，缺一叶（残宋本在该卷的第二十三叶，未缺）2.金吾本卷十四，隆兴元年正月，缺半叶（残宋本在该卷的首叶，未缺）1.金吾本卷二，建炎三年九月，“阴长之滋勃兴”一句，残宋本脱“滋”字。2.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或与杜充会于楚泗”一句，残宋本脱“与”字。3.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正月，“知江左军衆归路稍艰”一句，残宋本脱“归”字。4.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期于克复”一句，残宋本脱“期”字。5.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正月，“故鼎有是言”一句，残宋本脱“有”字。6.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五月，“建康本帅府缘近镇江”一句，残宋本脱“帅”字。7.金吾本卷三，建炎四年六月，“官吏责以办事便宜”一句，残宋本脱“责”字。8.金吾本卷四，绍兴二年正月，“至是横行以千百数”一句，残宋本脱“行”字。9.金吾本卷五，绍兴四年五月，“乃弃襄阳遁去”一句，残宋本脱“去”字。10.金吾本卷七，绍兴七年八月，“无憾于军中而释之”一句，残宋本脱“释”字。11.金吾本卷七，绍兴七年十二月，“至江津，人心一揺”一句，残宋本脱“一”字。卷四，绍兴二年七月至九月之间，第十三叶内容两本完全不同，且金吾本的该叶与下叶上下文不连贯。两本异文叶见下图5和图6，异文叶之前后叶见图7和图8：
残宋本卷四第十三叶与金吾本卷四第十三叶文字内容完全不同，从图7、图5和图8的版心数字可知，残宋本这三叶是连续的，中间不存在缺叶。卷四第十二叶末句“自今除代”与第十三叶首句“守臣总领之”可以读通，且叶末“又有”与第十四叶首“言曰”亦可衔接。再看金吾本这三叶的情况（依次为图7→图6→图8），虽然卷四第十二叶末句“自今除代”与下文“并引对，从左司谏吴表臣之请也”衔接紧密，但文末“只令明州”与后文“言曰”完全不连贯。更重要者，残宋本在卷四无“八月”大字纲，作为一个纲目体史书来说，颇不正常[29]。而我们以上面（图7→图6）的顺序，将上下文连读，则文意、语气畅通无阻，且“八月”大字纲也清晰完整。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们要对卷四的这一段文本进行集中分析。理宗后期所修《（景定）建康志》（（以下简称“《建康志》”）在编纂时，曾引用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证：《皇朝中兴编年纲目》[30]载云：采石江阔而险，马家渡江狭而平，两处相去六十里，皆与和州对岸。昔金人入寇直犯马家渡，则此渡比采石尤为要害，今分上下二渡[31]。《建康志》中马家渡的记载并非巧合，而有出处。笔者按：该段文字除最后一句在残宋本中没有记载外，其余文字与残宋本卷四第十三叶完全相同。“今分上下二渡”应是指南宋末年修志时“马家渡”的新的情况。从图6可知，金吾本的异文叶共有五条史料，分别叙述了吴表臣、王彦恢、沈与求的言论和沿海制置司的创建情况。从图5可知，残宋本的异文叶在首行“守臣总领之”后，列举了八条关于讨论边防要害的言论，先是关于“两淮”的四条言论，其次是关于“江面”的四条言论。笔者继续寻绎《建康志》，恰好找到了这九条讨论边防的言论[32]。（见图9和图10）。
图9《建康志》的相关叶面一 图10《建康志》的相关叶面二比较图9和图6可知，《建康志》中吴表臣和王彦恢的言论，与金吾本的异文叶中前两条文本十分相似，并且二者的叙述次序相同。比较图10和图5可知，《建康志》中讨论边防要害的七条言论，与残宋本异文叶的七条言论文本十分相似，并且二者的叙述次序相同。《建康志》中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与两异文叶上下相合后的九条言论能够高度吻合，马家渡即为九条言论之一。从两书文字对比可以看出，《建康志》对于同一史实有过裁剪的痕迹。因此，笔者认为南宋末年编修的《建康志》与成书于南宋中期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在记载部分史实时，史料关系密切。《建康志》在编纂时参照了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同源的史料，或直接参考了完足之本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前文已证，残宋本和金吾本的异文叶内容联系紧密，其他卷次亦无此缺叶，那么极有可能两异文叶都是《中兴两朝编年纲目》本卷的一部分，二者极有可能是前后叶的关系。在《建康志》卷三十八中，首先引述了吴表臣守备七渡和王彦恢措置建康的言论，其后紧接着便是关于“两淮”的三条言论和关于“江面”的四条言论，而这九条言论与前附图片次序：图7→图6→图5→图8完全一致。由此可知，金吾本异文叶当在残宋本异文叶之前，即“诏引对守臣，自今除代并引对，从左司谏吴表臣之请也……寻罢司，只令明州守臣总领之……又有言曰汉阳……”。“除代引对”，是指“前任守臣秩满，后任除授代替前任，由知阁门事引导前任守臣轮对”。图7大字纲的“引对”和图6小字目的“引对”衔接紧密，文意通顺。“寻罢司，只令明州”一句，似乎是在叙述前文罢免沿海制置司的史实，但没有叙述完。在《宋会要辑稿》中有详细的记载：伏见浙东、西各置使提领海船，浙西仇悆于平江府许浦镇驻扎，然控扼山东海道，尚为不可废者。浙东差吕源，于明州提领，则非仇悆比。近见指挥，令吕源于已到岸海船内择近下料例船一百只，先以发回朝廷，已灼见其利害。望罢吕源一司官属，见在舟船，只令明州守臣兼领。[33]据此可知，浙西沿海制置司在平江府，由仇悆提领。浙东沿海制置司在明州，由吕源提领。其后罢免浙东沿海制置司[34]，两处舟船，由明州守臣兼领。“寻罢司，只令明州”后当有“守臣兼领”一句，而残宋本的异文叶开头便是“守臣总领之”，虽然“总领”不如“兼领”表达意思更为准确。从以上证据来看，残宋本与金吾本的异文叶应当是雕版印刷中印版的上下版面关系[35]。结合刻书印装工序推测，异文叶的产生，是刷印工人在工作中将上下版面漏刷造成的。残宋本的版心叶数连续，允为原刻，并无后人挖改纸面痕迹，推测应是残宋本刊刻时，所据的是一个缺印上一版面的本子。而刊刻者不察，以为文字不缺，故而雕刻的新版片叶面连续，但文意已断。由此可知，残宋本应是一个翻刻本。而金吾本所出的祖本，是一个漏印下一版面的本子，传抄过程中也已不察，失去对缺叶的判断。上下版面参差漏印，这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笔者所作也只是依据现有条件的合理推论，尚待进一步确证。在前两节，笔者已将金吾本与蓉镜本、残宋本进行了比较。根据文本差异和缺叶情况可知，金吾本与蓉镜本源于同一祖本，而该本并非残宋本，两种本子在卷四中相互缺叶，并可相互补全。至于陆心源本的情况，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暂无法看到该本，但据亲自看过该本的虞云国称“卷十四首缺隆兴元年二月以前纪事半叶或一叶半；卷十六首叶五行下端各缺一字……卷十八淳熙六年二月以下双行'目文’屡有脱字，且位置多在书版下端边角之一二字，但据上下文意不难校补之，所据影写者显为虫蚀之本[36]。”陆心源本的这种部分叶面缺失，并且后几卷接近版心下方书根处屡有缺字的特征，在金吾本与蓉镜本同样具备，而此三种抄本行款基本相同，因此，笔者推测这三种抄本具有同源性。张金吾所藏的金吾本保存较好，保留了宋讳；而张蓉镜于“邗上”（今江苏省扬州市）所得只有前两本（即前六卷）的抄本残缺严重，因而借阅了金吾本补全，并改正了部分错误。陆心源影写本与金吾本、蓉镜本有密切的同源关系。张金吾、张蓉镜和陆心源在校勘抄本时，为何没有利用残宋本？该本除钤有约为宋元时期的“国学官书”“清乐轩”“姜氏图书”“姜氏家藏”朱方，明代晋王府的“晋府书画之印”“敬悳堂图书印”朱方和民国时“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朱方外，再无其他收藏者钤印和清代藏书家的著录，故笔者推断残宋本可能是隐晦不显的本子，长期未被关注，也未被传抄，因此张金吾、张蓉镜和陆心源均未见到该本。此外，成书于理宗朝后期的《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37]，其高、孝两朝部分多引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38]。金吾本异文叶的五条史料，除第四条外，其馀均删减后收入该书，而残宋本异文叶八条内容却不见于该书[39]，又由于金吾本在卷三、卷十四、卷十八所缺叶面的内容，该书未缺。因此，笔者推断刘时举编纂《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时，所引用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当是一个与现存三种抄本的祖源之本相同的本子。而同样成书于理宗后期的《建康志》，则引用了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同源的史料，或直接引用了一个相对更为完整的《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该本的一个明确特征是在卷四完整连贯地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从上述推断来看，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子造成的。各版本之间的关系，以及被他书所引用的版本情况，见下列版本关系图所示。
图13 现存《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版本关系图[40]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大致对《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内容等情况有初步认识。首先，蓉镜本与金吾本关系密切，当源于同一祖本，而该本与残宋本不是同一系统的本子，《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所述有误；其次，再造本配补所用的金吾本，是一个文字讹误较多的本子，相比较而言，不如蓉镜本精善；最后，通过比对异文叶内容，对现存几种版本之间关系进行了合理推断，并且得出在南宋后期，至少有三种《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存世，即完整连贯地记载群臣讨论边防的九条言论之足本、《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和残宋本，三种版本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刷印时漏刷版子造成的。现存记载南宋孝宗朝的史料不足，而《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残宋本缺失卷帙又多在孝宗朝部分，金吾本和蓉镜本反而缺失较少，正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另外，前人在整理与研究宋代史籍时，利用《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进行校勘、研究者，仅见于《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41]、《〈宋史·本纪〉考证》[42]、点校《皇宋十朝纲要校正》[43]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且有些在考证孝宗朝史实时，使用了再造本，没有认识到再造本所配补之金吾本错误较多的问题。近期，在整理《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宋史全文》时，点校者或许不知二书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关系，未能利用该书进行校勘。新出版的《点校本纲目》也未对现存《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情况梳理清楚。相比而言，美国学者蔡涵墨对此书利用较多，并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见解[44]。总之，对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研究与利用尚有不少空间亟待开发，笔者希望通过拙文，对今后学界继续研究《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版本情况等相关问题有所助益。附记：论文搜集材料和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山东大学文学院杜泽逊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整理研究贾二强教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景新强老师、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仝建平教授和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刘明老师的帮助与指导。论文曾于2018年8月在中国宋史研究会和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十至十三世纪西北史地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十八届年会”上宣读，得到王瑞来教授、顾宏义教授等与会学者的指教，后复蒙《文献》编辑部老师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在此一并申谢！*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研究”（2017TS107）阶段性成果。[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六《编年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2页。按，该本半叶大字八行十六字，小注双行二十三字，无格，无序跋。[2]原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后经美国国会图书馆保管，现寄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图书馆据胶卷影印（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54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按，该本半叶大字八行十六字，小注双行二十三字，无格，无序，卷末有张蓉镜跋语，其行款字数与金吾本同。[3]该本半叶八行十六字，小字双行二十二字。前无序，后无跋，其行款字数与金吾本、蓉镜本略同。相关情况参见虞云国：《静嘉堂藏罕觏宋籍初读记》，载于氏著《两宋历史文化丛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99-501页；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卷三《〈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跋》，中华书局，2009年，第54页。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有用东京静嘉堂文库藏抄本景照之本，参见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网站（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query=%E4%B8%AD%E8%88%88%E5%85%A9）。[4]该本仅存高宗一朝的部分大字纲，而几乎没有具体小字目的内容，据吴格先生所作注释，该本辑自《永乐大典》，其内容当未超出以上四种版本（参见翁方纲撰，吴格整理：《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1-193页）。[5]该本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残宋本影印，残本所缺之卷八至十一和十五至十八，以该馆所藏之金吾本配补（参见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编：《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史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第230页；李致忠：《昌平集》卷七《中兴两朝编年纲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43页）。[6]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文献》2013年第2期，第120-130页。燕永成：《〈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究》，《宋史研究论丛》第14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09-618页。[7]罗炳良著：《南宋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273页。燕永成：《试论纲目体在南宋时的创立及运用》，《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39-46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18-26页。（美）蔡涵墨著：《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载于氏著《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第325页。[8]美国学者蔡涵墨在其论著中，已经发现著录为张蓉镜校的金吾本与张蓉镜跋语本并非同一版本（《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第325页），可惜未能深入研究两种版本的相互关系。[9]《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史部》，第230页；《昌平集》卷七《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第443页。[10]有学者认为是陈均所著（详参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第122页；燕永成：《〈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究》，第613页）。[11]其中，第一册为卷一和卷二；第二册为卷三至卷五；第三册为卷六至卷八；第四册为卷九至卷十一；第五册为卷十二至卷十四；第六册为卷十五至卷十八。[12]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2》卷二《史部上·编年类》，中华书局，1959年，第19页。[13]42处浮签（按卷统计数量即可，不必详列所在位置）分别位于卷二，1处；卷三，5处；卷四，1处；卷六，2处；卷七，2处；卷九，2处；卷十，1处；卷十二，2处；卷十三，4处；卷十四，4处；卷十五，4处；卷十六，9处；卷十七，3处；卷十八，2处。[14]简便统计为：第一册，21处；第二册，22处；第三册，11处；第四册，16处；第五册，29处；第六册，22处。[15]《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2》卷二《史部上·编年类》，第19页。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87页。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卷六《编年类·断代》，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编年》第贰册，线装书局，2005年，第276页。中国古籍总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总目·史部·编年类·断代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16]以笔者所见，现存七种有张蓉镜跋语或题识的古籍，除前述《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外，另有：《明朝宫史》（编号：T08025-27）《营造法式》（编号：863755-58）《愧郯录》（编号：T08620-21）《熊勿轩先生文集》（编号：787743）《蜕菴诗》（编号：780875-79）《王常宗集》（编号：793253），分别见于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6册，第290、312页；第9册，第198页；第12册，第422页；第13册，第102、165页。[17]《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54册，第236页。[18]梁战、郭群一编著：《历代藏书家辞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19]《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5册，第4页。[20]《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真迹》第12册，第395页。[21]脱脱等：《宋史》卷三百八十一《洪拟传》，中华书局，1977年，第11748-11750页。[22]《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第154册，第236页。相关信息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网站http://npmhost.npm.gov.tw/ttscgi/ttswebrb?@5:943131404:6:TIA4A4BFB3A8E2B4C2BD73A67EBAF5A5D8@@B1354533B1B365A816D6.[23]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简称“《要录》”）卷一百七十七，绍兴二十七年七月丙子条，中华书局，2013年，第3392页。[24]周麟之撰，周准编：《海陵集》卷三《论命令必经两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1页。[25]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宋会要辑稿·仪制》一之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06页；《宋会要辑稿·礼》五九之九，第2085页。[26]佚名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五十八，淳熙七年九月辛丑条，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此外，另有记为“大使”者，当为传抄致误（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二十六下，淳熙七年九月癸亥条，中华书局，2016年，第2250页）。[27]《中华再造善本总目提要唐宋编·史部》，第230页，又见于《昌平集》卷七《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第443页。[28]由于异文叶的前后叶，两本内容相同，故为节省版面，图7和图8仅选残宋本示例。[29]按纲目体史书虽是以纲和目为主，但记事次序上依旧是编年体，一般而言都会在大字纲中出现月份。卷四的第九叶有大字纲“秋七月胡安国对”，第十五叶有大字纲“九月赦”，却不见标有“八月”的大字纲，而金吾本有大字纲“八月诏沿边修守备”。此外，《要录》亦有同一史实记载（《要录》卷五十七，绍兴二年八月辛丑条，第1155页），依据《要录》系时可知，“沿边修守备”一事确实发生在绍兴二年（1132）八月。[30]《皇朝中兴编年纲目》即《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皇朝”二字是宋人对本朝的习惯称呼。[31]（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十六《疆域志二》，《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中华书局，1990年，第1553页。[32]《建康志》卷三十八《武卫志一》，第1960-1961页。[33]《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之十四，第7128页。[34]罢司时间又见于《宋史》卷二十七《高宗四》，第502页。关于两浙沿海制置司废置情况，可参见熊燕军：《南宋沿海制置司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第47-55页。[35]按：《中华再造善本》在衲配影印时，仅是简单地将残宋本缺卷用金吾本补全，故未能注意到卷四异文叶问题。近期，燕永成认为“自'自今除代’以下，至'守臣总领之’之前，校点所用底本（笔者注：即残宋本）原缺，今据旧抄本（笔者注：即蓉镜本）补”（见《点校本纲目》卷四《校勘记》之〔二四〕，第177页）但未能指明缺叶的原因所在。[37]王瑞来：为《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181页。[38]关于《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取材于《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的论述，详参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第21-22页。[39]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三，绍兴二年八月，中华书局，2014年，第61-62页。[40]足本，即《建康志》所引之宋本；宋本甲，即卷四缺印上一版面的本子，残宋本据此翻印；宋本乙，即卷四缺印下一版面的本子，《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所引之本。蓉镜本的前两册（即前六卷）来源于“邗上”，其卷四同金吾本有漏印下叶现象，因此以虚线表示其与宋本乙的关系。陆心源本的底本来自金吾本还是蓉镜本，由于没有看到原书，暂无法确定，存两种可能，以虚线表示。[41]（日）寺地遵著，刘静贞、李今芸译：《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稻禾出版社，1995年。[42]高纪春：《〈宋史·本纪〉考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43]李
撰，燕永成校正：《皇宋十朝纲要校正》，中华书局，2013年。
[44]《陈均的〈纲目〉：十三世纪历史教材中的出版与政治》，第325页。
【作者简介】
雷震，山西太原人，历史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九三学社社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主要从事宋元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主持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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