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与读书生活 |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和左传。孔子作春秋，按照史记的说法就是：“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其微言大义，定大是大非。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春秋》既是经又是史，上承《尚书》，下启《史记》，承史家之道。三传，就是三种解读方式。天地自然，春夏秋冬四季轮转，有其规律和定则，也就是天道。人间政治，也是随时流转，是为人道。人道的是非善恶怎么划定？孔子作春秋，定是非，可谓“大逆不道”，凭什么定是非呢？或许按照古制，只有天子或者天子钦定的人才能定是非吧，天子钦定的人，也就是史官。

春秋随思

“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就是年复一年，年年都有记录，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合计244年的一段历史。经历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鲁国十二公。

《左传》是左丘明解释《春秋》而作的，以述事为主。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其作史书是其本职工作。《公羊传》的作者是公羊高，齐人，受学于子夏，重在阐发《春秋》的微言大义。《谷梁传》的作者是谷梁赤，鲁人，相传为子夏晚年学生，亦是重在阐发《春秋》义理。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这是司马迁之意，聊备一说。

《左传》是集结于左丘明本人，而《公羊传》和《谷梁传》都是口口相传，到了汉初才集结为文本的。对于汉代而言，《左传》为古文经学，《公羊传》和《谷梁传》为今文经学。

对于《公羊传》，公羊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到了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弟子胡毋生将其书于竹帛。董仲舒受业于胡毋生，而后来西汉治《春秋》者又都出于董仲舒门下。

理解先秦思想，对先秦史学的探究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在此分享《春秋》经文的缘由所在。

孔子与《春秋》《易传》

孔子在教育弟子，分为两个阶段，周游列国以前以及周游列国期间，第二阶段为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时期，这两个阶段。周游列国十四年，是思想发生转变的孕育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阳货篇》）这里说的是第一阶段。孔子教育弟子，主要是诗、尚书文献（此时，诗和书还尚未编撰），博文约礼，礼乐的践行，也就是学而时习之，这样的一个阶段。

第二阶段的变化因由，可能和学习易经有关。“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孔子对天地人之道有了更为深切的认知和理解。孔子真正开始学易的时间较晚，可能就在五十前后。到了五十五岁以后，开始周游列国。十四年后，再回到鲁国。回到鲁国后，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为《周易》作易传十翼，这可能是为弟子讲授，并没有在当时形成文本，也可能形成文本。孔子从早期的述而不作，到后期的述而作，这是后期思想有重大变革的表现。春秋是显，在显中藏微言大义；易传是隐，在隐中开显大义。所以《春秋》和《易传》是进入孔子思想整体的一显一隐两条通路。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孔子在晚年才有所成。孔子之所以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可以说孔子突破旧礼的形式，为礼赋予新的内涵。得易象运用之妙，易象可大可小，其小无内，其大无外。而在《论语》里，甚少关于《易传》和《春秋》的消息，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论语》是理解孔子整体思想的一条路而已。

在出土的马王堆帛书里，有不少易传的内容，帛书易传诸篇是《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这里有不少孔子与弟子谈易的内容。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要》）很多篇幅把孔子传易给我们展示出来，可以和易传对照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论语》是师生对话场景，这是一种从日常的教与学中，进入孔子的思想空间。

《诗经》是个人的表达，很小。而又能由小见大。这是一种譬喻、感兴的方式，进入古典学问。

《尚书》是国家政治层面的，领导讲话，公文。这属于宏大叙事。我们也可以从宏大叙事里感受古典学问的信息。

《礼》呢，是叫我们在各种场合，怎么做，为什么这样做。这类似于“行为说明书”，他的表述方式又是不一样。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秩序，结构，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合理的距离，怎么处理天人关系等，礼通形而上的道，亦连形而下的器。

《乐》呢，也是实际践行的，外在表现为演奏。内在的是音律之道，调谐天地阴阳及人心，达到一种和谐的目的。礼乐合观，一分一合，构成整个社会的有序和和谐

《春秋》是每年的大事记，该记录什么，该如何评判，都有一种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取向，就是孔子隐含着春秋里的大义，为什么“乱臣贼子惧”呢？这就涉及到我们这个文化史学传统，可以说是在政统之中，又独立于政统的，对君王统治的一种客观评判，这是一项天赋特权，是史家的活的灵魂。

《易》呢，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从阴阳、太极层面，去理解易象，这就就有可能整体性地理解六经。

每本书的取材、编排，都有一条隐秘的通路，让我们了解编撰者的思想，回到那本书的当下，我们就可以与之对话，说上话，接上气。

读书生活

在古典书院学了三年，可以说是收获甚大(三年古典书院学习小结）。和经典相感通、对话，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经典的滋养，“默而知之，学问不厌”，如此“安贫乐道，适吾所愿”。

公羊传隐公元年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适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评析】一件事情，总要求一个合理的开始。孔子作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这是一个历史公案，也许只有孔子自己知道答案。

孔子为什么作《春秋》？我认为是推求礼崩乐坏之源。鲁隐公继位之时，正是周平王时期，也就是东周时期。春秋时期开始于平王东迁，也就是公元前770年。

从鲁惠公到鲁隐公再到鲁桓公，这三代传承，期间包含了乱的源头。首先是对嫡长子制度的反思。鲁惠公的妻子早亡，无子。鲁隐公“息”的母亲为妾室，虽然是长子却不是嫡长子。后鲁惠公抢了本打算许配给儿子息的女人，最后生了允，就是后来的鲁桓公，允的母亲地位比息的母亲地位高，但也不是正妻，但是得鲁惠公的偏爱，允被立为太子。在鲁惠公去世时，太子尚小，也就五六岁光景。这个关口，也就像是周公当时的处境，周公当时摄政，辅助平王。其实鲁隐公完全也可以效仿周公，而其并没有这样做。也为后面鲁桓公弑兄的惨剧埋下了隐患。鲁隐公虽然做了国君的位置，倒是坚守着父亲的遗愿，等到合适的时机还会推位让国的，但是历史没有给出这个机会。孔子把鲁隐公放在第一位，也是看重其“让贤”的德行。这和“泰伯”、“周公”是一脉相承的德性。但是可谓没有继承到精髓。孔子可以说在反思“嫡长子制”与“禅让制”，有着上出到尧舜禅让让贤的古圣王之制。

客观事实是什么？价值标准如何定？主观的判断又是基于何种标准？宏大的历史，只言片语而下定论，这让后人对此有极强的探究欲。是世传之史之意还是孔子一人之意？这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界处。华夏文化有几个分界点，伏羲这里是一个分界点，黄帝这里是一个分界点，尧舜时是一个分界点，夏启时是一个分界点，文武周公时是一个分界点，孔子时是一个分界点，董仲舒时是一个分界点，程朱时是一个分界点，五四又是一个分界点。我们从新中国成立，看到了一种复兴，复兴到什么程度？从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让贤”之举来看，有着尧舜古圣的气息在，这是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理解我们的传统的关键。这就是老子所言的“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春秋经用字极为讲究，是非褒贬系于一字，这是春秋之微，不明古文字之微，难明其妙，这是学习《春秋》的难处。

元年春，王正月。有时有事。时者，通于天道，落实于天文历法；事者，通于人道，落实于政治制度。《春秋》自始至终就体现这种时事的合一关系，这是史学的恒道，其内涵在人道合于天道。所以《春秋》讲的是天下事，是以鲁国这个视角来观天下事，评判天下事，为人道立法。说《春秋》是法典不为过，但是这个儒家治理天下的法典，而非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