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纬中国张颖：成功路上不能连续做错三个决策
01
初次被商业刺激到
我想真诚地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先从我生命的第一天开始说起，我1973年在上海出生。但我从来没有在上海住过，所以我也不会说上海话。
我父母都是上海人，我生下来就跟母亲去了山东泰安，她清华毕业后去了泰安制药厂，我父亲在新疆兵团做军医。所以我生命中最初的六年，他们是分居的。后来因为出身、分配的问题，我们全家就搬到了安徽马鞍山。
在那里，父亲做医生、母亲做老师，大概是到我十三岁的时候，我们移民到了美国。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是一个老外，因为我从思维逻辑、写东西的流畅性，再到阅读，基本上以英文为主中文为辅。其实我中文还是比较差的，只是这几年在中国适应的还可以。
现在大家都说要“接地气”，我想在这方面自己比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些人要好一些。
我在美国读的初三、高中、大学，从大二开始做癌症研究、在医院实习，毕业之后又做了三年有薪水的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员。因为我是理科出身又做了医药，所以自己的思考逻辑也比较严谨。
我觉得自己在那段时间其实学到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你看不到的世界里——很小的试管，每天提炼细胞、抽血、提血、提炼DNA，做软件帮助大数据分析，当初我的学科是生化跟数据分析的结合。
我是蛮喜欢这份工作的，但随后自己又开始想是否应该向商业靠拢。
这个想法其实是源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父亲是美籍菲律宾华裔的首富，你可以把他想象成类似雅虎的创始人杨致远。
他创造了几家公司，所以通过他，我能很早地接触到创业的节奏和生活的方式，当然他后来自己也做过一段时间的投资人。
美国的教育模式是奉行穷养，我朋友的父亲虽然是亿万富翁，但我这朋友自己也很穷，开个破车。我们做过一段时间室友，从上班到下班，每天呆在一起，彼此交流了很多。
那个时候我们都很年轻，朋友的父亲正好又到了创业成功的爆发阶段，有自己的私人飞机。这些多多少少，从创业与投资上，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刺激。
02
我的人生就是七三分的结果
我高中读的是林肯高中，这是我们旧金山最烂的高中之一：每天每时都有打架，墨西哥人打华裔，华人打华裔，越南人打黑人。而越南人非常团结，三五个越南人就能把黑人打得落花流水，所以我们学校经常有警车不停地巡逻。
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我们中国人是在这座金字塔的最底端，所以每天都要学会保护自己。我又不太会打架，于是就只能多跟别人交朋友，我跟黑人是好朋友，跟西班牙人好朋友，跟越南人好朋友，所以就没有人动我，有时候考试我还会帮他们。
现在回过头来想之所以自己当时能融入到不同的人群，跟不同的人交流，靠的就是善意，善意是互通的，我对这感触很深。
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没有无缘无故就要对另一个人施加恶意的人，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
其实每个人的一生大概都会有七到十个关键性的十字路口，而你就要努力地做出正确的选择。
但即使你做错了选择，走了岔路，但你只要能快速地发现，并能够走回来，那还是不错的。对于我而言，我的五到十个重大的十字路口，超过百分之六十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
我父母选择去美国，不是我的决策；去西北大学是我的决策；后来我加入投资公司，他们硬逼着我回来北京，但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好，这也是一个被动的决策。
所以到今天为止，我自己觉得是七三分，百分之七十是狗屎运，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的一些主动选择或者能力。这是实话，就是七三分的结果。
03
被“架着”回国
当我进入西北大学之后，这所大学所带来的最大优势，就是有很多优质的大公司会来校招。因此我也得以机会进到了投行——所罗门兄弟，这是一家当时非常有名的投资银行，但最后被花旗收购了，所以这个品牌也不存在了。
我加入了他们的高科技投行部，在那边做了两年。但那时正好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于是我又去到了荷兰银行，我在荷兰银行待了一年。
我记得当时自己已有百万年薪了，但我一个案子也没有做。
其实这一点都不吃惊，当他们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基本上是投资的最高点，他们在最高点进，在最低点，最应该投资的时候，他们却解散了团队。
因为被解散了，所以我在一周的时间内，投了四千份简历，全部一样的内容，有时候会改一些，按照他们的数据库发给了投行、美国所有的风险投资公司。
最后找到一家叫美商中经合的公司，地址正是在我老东家荷兰银行的马路对面，旧金山101街道的最末端。于是我就过去中经合，正好那个时候我的恩师、也是启蒙老师刘宇环就在办公室。
他跟我聊了一会儿，便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在那边工作了两年多之后，因为北京的办公室比较混乱，于是他们就想派一个信任的投资经理回国，把这个桥梁弄得更好一点，就这样我被「架着」回去了。
逼我回去的那个人是我们中经合的CFO，后来她也变成经纬的CFO。如今看来她是我的恩人。
其实当时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尽早回国，我也不是一个很有创业头脑的人，自己离创业最近的也不过是在高中卖过一些东西，赚了一点点钱。
我当时说你真要让我回去，能不能把办公室给我留一年。当时她答应了，结果我走了两个礼拜，办公室就给别人了。
04
做的第一个案子
就这样我在2003年7月回国了，在同年的12月我就投了分众，现在看来那完全就是狗屎运。
其实这个案子的过程很简单，当时我看到一个电梯里的广告，因为我知道国外已有这样的模式。所以我就跟左凌烨（经纬中国合伙人之一），一起找到江南春。
在完全没有深度思考的情况下，就是碰到运气投了它，没想到最后分众上市了。之后我们又投了3G门户、爱康国宾，这为我们以后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完全是狗屎运，个人能力在其中可能只占一成的关系，当然这跟那时的投资机构数量很少也有关。就这样我们走到了2007年，当时我和邵亦波、徐传陞、左凌烨、万浩基他们一起做了经纬。
2008年经纬正式创立，截至目前，我们大概管理超过155亿人民币左右的资金，我们主要做早期投资。现在已经投资了超过320家公司，每年大概投80多家左右，投资风格也比较凶悍，不管是我们对经济周期的思考怎么样，我们就一直投得比较猛。
哪怕2014年10月份，我们说会有一定的泡沫，那个时候我想提醒我们所投的公司早一点融资、早一点准备过冬、早一点把行业的竞争对手灭掉。
但别人怎么理解这个事情，觉得我张颖搞阴谋论，觉得我要把价格压下来，再借此投资，这些话我也都听到过。
但我觉得这是市场高看了我，因为我自己都不相信有那么大的能耐，能说市场低潮就瞬间把市场变成低潮。
也不会因为我发了一封给所投公司创始人的信，新的创业者来见我，就主动把估值降低了……但这个确实给我提了个醒，所以现在我说话也比较小心了，我不想一个好的出发点，最后因为过度解读的关系，而变质。
其实，我今天想一般说得罪的，都是投资行业里不靠谱的同行。
这点我自己想的非常清楚，我们最后成功失败，跟任何同行都没关系，我们是吃早期投资这口饭的，完全靠自己的眼光和能力行事，你怎么不喜欢我、怎么想围剿我、怎么想刁难我都没关系，我们会永远靠自己。
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去评价和挑剔任何的创业者，哪怕我们投资后亏钱血本无归。
只要亏的公司，里面有一些是有深思考的创始人，再次创业我们也会再支持。如果有一些实在支持不了的，我们在外面也不会说他坏话，自己会咽下去。
因为这是一个严肃的买卖，当初这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05
我最焦虑的
我自己有一个深深认可的理论：如果要把一个公司做好，你们可以让同事有非常民主的讨论过程，你可以去听取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最后重大的决策必须要自己拍，你要有勇气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做出这个重大决策，一个人做这个决策。说服不了的，就靠征服。我一般跟创业团队打交道，我只跟我认为最重要的、股份占比最多的那个创始人聊。
有很多同行都认为有大量东西都需要仔细地思考一下，但我认为本质上最重要的就只有创始人，一个有欲望、有激情、有本领的创始人，他能解决99%的问题，团队他解决，公司的运作他解决，碰到危机他解决。
所以没有必要跟太多的人去聊，去思考大量的问题。相反如果跟太多团队沟通反而会让我做出比较被动跟短视的决策，我就是这样的风格。
有些投资人希望跟创业者聊四个小时、五个小时，在我这边你跟我聊一个小时，高质量的一个小时已经很难得了。
公司的经营数据，未必需要当面聊很多，这点我的投资团队会反馈数据给我。我关心更多的是产品战略之外的东西，感性上对创始人的判断往往是更重要的一点。
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经纬还是有非常大的竞争力，我也有非常大的欲望跟激情去做得更好。但是这段时间竞争越来越残酷，对我们挑战还是很大的。
而我自己也永远是在自信跟自卑、焦虑之间切换。我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抓不住下一个百度、下一个腾讯、下一个阿里巴巴。
如果我们抓不到这一小撮伟大的公司，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基金有可能赚很多的钱，但我就觉得会非常非常的窝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目标与最大的焦虑。
06
不能连错三个路口
我一直觉得自己现在的一切都是七三分的概率，百分之七十是老天爷给我的恩惠，百分之三十是我自己做出的一些正确决策。
这里有个决策我觉得我想说一下，因为这是我主动的决策。
在2003年投完分众之后，许多投资机构都用非常好的条件挖我，各种各样的原因我都没有去，我到今天也不太能明确地说自己为什么最后做出了不去的理由，也许是等一个自己平台的机会。
这样下意识的主动决策，也是非常关键的。我一直相信：如果你走错一个或两个路口，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头，但当你连续走错三个路口，就再也回不去最初的主干道。
到今天，做很多事情我都觉得正确的价值观跟正确的待人处事极其重要，我越来越能感觉到这个东西的优点。
我经常跟我们同事说，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基金，但是你赚了很多钱，投了很多优秀的公司，中国的创业者对你是无比的容忍的，你做坏人也没关系。
但如果你是一个好人，你投资的业绩又非常糟糕，你也就死定了。
所以我们要做的，又要有卓越的投资业绩，同时也要做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能做到这两点就是天下无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