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为文风范（文末有赠书）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努力沟通中西、融汇中西的学者并不在少数。在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引入西学视野与范式，本身就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特点之一。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像钱钟书这样，以宏阔的世界性视野和强烈的现代性立场，将全部的人类文化都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努力融会贯通，抉发人类文化话语背后固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彰显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阔大胸襟。
钱钟书曾经在不同场合反复申说他有着“打通”的学术追求。根据我的理解，这种“打通”，既是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打通，也是各种学科的打通，还是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打通。正是因为“打通”，使得钱钟书可以自由穿越学科，融汇中西，解构人类文化话语赖以存在的理论藩篱，显现出深藏于中西文化背后人类普遍的审美心理和文化规律，从而开创了一个极具世界性与当代性的话语空间。学者傅璇琮曾经有过一个评价，认为《管锥编》是“壁立千仞的著作”，对钱钟书的研读与研究，能够形成“一种严肃的、境界高尚的治学胸怀，融合中西文化、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治学手段，不拘一格、纵逸自如的治学气派”。对此，我深以为然。
3.秉持“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实现“真诚的思想融合”
重读钱钟书，可以发现他在很多方面都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比如知识结构之于作家创作的问题，比如读书之于思想关怀的问题，比如形式批评之于审美鉴赏的问题，比如文学虚构之于历史真实的问题等，都值得重加讨论。
钱钟书故居 资料图片
我最有兴趣的是，钱钟书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的胸襟与魅力。也许，他所达到的高度、深度与广度，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但是，他的世界主义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命运问题或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提供了直接而有益的启示。
在全球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互证、互识、互补变得越来越重要。乐黛云先生在《文学：面对建构人类新的精神世界》中说：“通过多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证、互补和多次往返对话，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就能得到我们这一时代的比较圆满的解答，同时为这些问题开放更广阔的讨论的视野和前景，人们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沟通和理解。”文学如此，文化亦是如此。
钱钟书的著作很大程度上就是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很好地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在他著作中不同文化话语的对话与互证，既不是为了取消差异而追求一律，也不是以一种话语兼并另一种话语，而是努力建立各种话语之间的平等关系，不断证明多元文化、多元话语共存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钱钟书始终坚持广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让中西文化、人文各科，甚至稗史小说、野语街谈，都在动态的沟通与对话、互释与互证中，既保持自己独特的价值，又尽量扩大商讨与宽容的空间，寻求有益于共存的基本共识，从而最终实现所谓的“真诚的思想融合”。这种思想融合的境界，应该是古今中外町畦尽泯，脱然两忘，彼此皆化为水中之盐，而非眼中之金屑。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积极推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走出去，参与到世界文化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之中，这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新课题。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的基本质素往往与他者混合，在这样的前提与语境中，重新确证中国文化身份，而确证的基础即是“和而不同”的对话原则，确证的方式就是钱钟书所实践的那样，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对话的语境之中，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发现“自我”的价值。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在世界文化语境参照中的新自己、新自我。
正如他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中所说：“好像小孩子要看镜子的光明，却在光明里发现了自己。”钱钟书以全部的著作对中西文化话语与文学观念作出了现代诠释，展现了中西文化与文学对话、汇通与融合的可能性。这就启示我们，面对当今世界的挑战与危机，如何通过对话，寻求最大的公约数，求同存异，互为主观，才是我们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晚年的钱钟书杨绛 资料图片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阅读钱钟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回经眼一回妍，数见何曾虑不鲜”（王次回《旧事》）。时值溽暑盛夏，窗外炎日镕金，沉湎于钱钟书著作，体验不同话语的对话、碰撞和交锋，兴味盎然，清凉自来。值此钱钟书诞辰110周年之际，纪念钱钟书的最好方式就是摒弃种种纷扰，潜心读一读他的著作。只要静下心来，真正进入钱钟书的世界，自然可以感受到特别的文学魅力和人文力量，也会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产生或深或浅的认识，在内心重新燃起希望。
（作者季进，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8月26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