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解平实 深入浅出 ——评汤可敬先生《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经宗郑玄,字祖许慎”,许慎的《说文解字》无疑是传统字学的正宗,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古代,识字是读经的必由之路,通经是识字的最终目标,所以研习和阅读《说文》,必须明确《说文》首先是经学著作,其次才是字理之书。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是近百年才兴起的新学问,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近百年里不断涌现出来的甲骨、铜铭以及简帛等材料,这些材料的出现使得人们能从字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认识《说文》。研究者根据新出材料,做出了很多与《说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尽管很多是对许慎说法的否定,但并不足以削减《说文》的价值,因为《说文》不是现代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书,并不负责承担文字学意义上的阐释错误;并且,《说文》中有些解析哪怕是错误的,但在文化史上却造成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不能因《说文》的错误而割裂或遗弃。目前市面上好多与《说文》相关的著作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点,以至于要么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出发批判《说文》“误说”;要么囿于《说文》成说,否定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

汤可敬先生撰写的《说文解字今释》是基于对《说文》性质正确认识,又善于吸收文字学成果的典范之作。该书以“译”、“注”、“证”三重形式发覆《说文》旧义,体例较为合理。其中“译文”、“注释”部分充分尊重《说文》原义,译用直译,注遵旧注,不妄作生发,对读者理解《说文》帮助较大。《说文》原文文辞古奥、凝练,不要说一般读者,即便是有一定古书功力的人读起来也略觉吃力,汤先生的“译”、“注”部分冥讨穷搜,将历代《说文》学成果酌加取舍,援在注中,解释《说文》词句又旁征博引,涵盖四部。如《说文·一部》“一”下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许慎对“一”的解说并非文字学意义上的说字形、讲音韵、释字义,而是解说该字文化学或者说是哲学层面的意义,在解读此字时我们不能用文字学上的证据来讥讽或非议许慎,只能循其本义注解。汤先生的译、注显然较为客观公正,如注“惟”为“句首发语词”;注“太始”为“万物形成之始”,引《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释“道立于一”和“化成万物”;引《广雅》训“造”为“始”。简洁明了,干脆利落,既不破坏许说原义,又使得这段带有哲学性质的不太好理解的说解变得浅显易懂。

《说文》重点不在于“解字”,而是在于说解文字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其说是“解字”,不如说是“说字理”。如《说文·王部》“王”下云:“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一解说最能体现出《说文》的经学性质。译、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许慎所想如实的反映出来,把许慎的说法找到出处。如“天下所归往”句以“往”训“王”,是声训,依据的是《穀梁传·庄三年》“王者,民之所归往也”的说法。董仲舒的说法依据《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至于孔子的说法今已亡逸,不知所本。汤先生除了“天下所归往”一句未注出处,其他都作了很好的交代,《王道通三篇》相关句子也择出附在注中,十分方便读者利用。对于孔子说法,指出“未详所出”,客观公正。参证部分则引用甲骨文和金文,指出“王”象斧钺之形,并云:“斧钺乃征战杀戮之具,用以象征权力。”所论至确。

有些说解,如果不做注,可能会引起一般读者对许慎说法的误解。如《说文·爪部》“为”下云:“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许慎释“为”为“母猴”,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错误的,汤先生“参证”里引甲骨、金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如果对典籍不熟悉的人可能会对“母猴”造成误解,以为是雌猴。汤先生引徐灏《段注笺》说得很明白:“母猴犹言猕猴。”避免了一般读者的误解。其实宋罗愿的《尔雅翼·释兽三》也说过:“又沐猴、母猴之称,母非牝也,沐音之转也。”章太炎《新方言·释动物》也说过:“沐猴、母猴,母猴、猕猴,今人谓之马猴,皆一音之转。”“沐”、“母”、“猕”可能并非表义的词素,宋邵博《闻见后录》又称猴为“马留”,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又作“马流”,都可能是“夒”、“猱”的缓读。所以《说文》“母猴”的材料对于文字学虽然没什么价值,但对“猴”、“夒”、“猕猴”之间音的关系探究却是有帮助的。许慎说法虽然在文字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但错误的背后可能也有文化的依据。研究《说文》不仅要研究它对的一面,对于它错的一面如果能藉助当时的文化背景、经学或者其他材料揭示出来、找到错误依据,那也是意义重大的;或者可以以这些错误认识提供的线索去揭示、解读当时的其他思想、文化。这也正是汤先生“译”、“注”的价值所在,只有通过“译”、“注”读懂《说文》,才能利用《说文》。

汤先生书中的另一大特色是征引了大量甲、金、简、帛的材料来注证《说文》,这是学术观念的与时俱进,也是与传统《说文》学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上引“为”字,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许慎说解是错误的,而汤先生引甲骨文

,金文

,楚简

,三体石经

等字形,引罗振玉、李孝定、曾宪通诸位先生的说法,正确指出“为”象以手服象之形,让读者对文字学意义上的“为”字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汤先生所引字形不难看出,他不仅仅立足于把“为”字的初文和本义讲清楚,还力求疏通“为”字从甲骨到秦汉文字的字形源流。所列字形可靠,并且很具有代表性,说解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笔者读后很容易对“为”字形、字义把握到位。

汤先生撰写该书不仅要详查历代《说文》学研究成果,更要参考近百年来文字学成果,尤其文字学随着近三十年来新材料的不断丰富,考释成果日新月异、说法纷纭。要在纷说中选出最可靠的成果,不仅耗费体力,更考人功力。这方面汤先生是下了功夫的。如《说文·丨部》“中”下汤先生“参证”引甲骨文“

”、“

”等字形,并云:“甲文

有别,

为后世伯仲之仲。”这是参考了唐兰先生《殷虚文字记》中《释中沖》的说法,“

为后世伯仲之仲”的说法不一定对,但认为“

”、“

”当分为两系的说法确是卓识。目前好多学者都以为“

”、“

”是简繁关系,“

”是“

”的简化,汤先生没有盲目信从,而是选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的所谓“旧说”,可谓卓识。裘锡圭先生《说〈盘庚〉篇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一文将“中”字形谱系梳理得最清楚,裘先生说:“我们认为

的字形可以分析为在一根直线的中部加一个指示符号(本应为圆圈,书写时多变为椭圆,甲骨文为了契刻方便又往往变为方形),乃是表示“中”的一般意义的指事字。

的出现应早于

,决非由

简化而成。”可见,“

”、“

”确实是两系字,并且前者比后者早。这算是汤先生书中取旧说但被最新成果证实的范例。

又如《说文·品部》“嵒”下汤先生“参证”引裘先生《说“喦”、“严”》一文,将品部的“嵒”和山部的“喦”分成两系,既为品部训“多言”的“嵒”找到了字源上的依据,证明了《说文》此条材料的可靠,也解决了山部“喦”的来源问题。所以汤先生在山部“喦”下“参证”部分又云:“与品部‘嵒’楷书形近。其实二字构形来源以及音义各不同。”这些观点都是可信的。

汤先生的书还有一个特色是增释了徐铉的“新附字”,共402字,这些新增的“新附字”无疑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新附字”考释方面,汤先生也有不少精彩的按断。如《说文·金部》“釽”下汤先生先引郑珍《郑新附考》言:“釽乃汉人别制。后因《方言》裁木之义,又别从片作,亦讹作。”“字应从爪会意,不从。”后又按断言:“其实,所谓‘讹’字鎃可视为釽的异体。从金,从𠂢,𠂢亦声。有分别、分析、分裂义。”显然,无论从音、义上,汤先生的按断都要比郑珍高明,所谓“爪”就应该是“𠂢”字之讹。

另外,《说文》中生僻字比较多,所附反切又非一般读者所熟知,所以汤先生把所有反切都折合成今音,并为生僻字注上音,这无疑是对一般读者的关爱和尊重。汤先生所折合的今音也都平实可信,都有字书、辞书依据。

当然,撰成这么一本巨著,中间要是没一点瑕疵也是不可能的。尤其“参证”部分既要求真,又要求新,是很难办到的。毕竟,近年来出土材料大批出现,一些旧时考释的成果随着新材料的公布被全盘推翻也是常有之事。如《说文·言部》“谢”下“参证”部分,汤先生引罗振玉观点,以甲骨文

为“谢”字初文,这是不对的。其实

即今之“寻”字;而

当隶定作“

”,即从“言”、“

”省声的“

”字。这三个字所从的“

”字其实就是“簟”字的象形初文,像竹席之形。“

”小篆讹变为“

”,并且生发出“舌皃”的错误认识。

二字又可写作

等形,像双臂张开丈量之形。《说文· 寸部》“寻”下云:“度人之两臂为寻,八尺也。”古人认为,八尺为“寻”,倍寻为“常”,两臂张开的距离正好是八尺,与甲骨文字形正合。

是在“寻”字初文基础上加注“

”声的形声字。“寻”、“簟”上古同为侵部字,“寻”是邪母,“簟”是定母,声母音近。这样一来,因为“寻”字的误证,“㐁”、“簟”二字下的“参证”部分也应该改释,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又如《说文· 又部》“叔”下“参证”举甲骨文字形作“

”、“

”,其实此二形不是“叔”,应该是“弔”,卜辞用“弔”作“叔”应该是音近假借,古音“弔”、“叔”音近。又《说文· 宀部》“安”下引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云:“(安)‘女’下着一斜画,无义。”这也是不对的,“女”字下多出的一斜画正好是“安”字关键所在,甲骨文中从宀从女下加一斜笔的字才是今天的“安”字,而女下不加斜笔的“安”字应该是“(宾)”字。这是陈剑先生考释的成果。还有一些错误是底本本身携带的,不应该算在作者身上,如《说文· 辵部》“逻”下音注作:“郎左切。”反切下字“左”当是“佐”之误,“佐”是去声、“左”是上声,二字声调有别,查《玉篇》、《广韵》、《集韵》、《类篇》反切下字均作“佐”而不作“左”。但陈昌治本确实是作“左”,日本静嘉堂藏宋本也作“左”,所以这样的错误是底本自身的错误,不能是汤先生之失。

总之,汤先生的《今释》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好书,既能作为古籍读本,又能作为工具书使用。该书“译”、“注”部分详参历代《说文》学成果,酌加取舍,不漫衍,不歧解,力求忠实于《说文》原义;“参证”部分广收文字学新成果,力求与时俱进。该书皇皇四册,将诸家精彩说解熔成一编,一编在手,《说文》学历代成果就能大略窥尽。该书注解平实,深入浅出,又有今音方便认读,并附音序检索表,方便读者检索,确是一本值得拥有的好书。

《说文解字今释(增订本)》

(全4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

定价:29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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