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说契丹（五）渔猎
最近这一段时间，克什克腾旗达里湖和翁牛特旗红山湖又要举办一年一度的“冬捕节”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契丹人就是如此这般的。在本期里，本报记者结合史料，为您讲述一下这方面的相关内容……
春水秋山
每年的正月，大辽契丹皇帝都要出行渔猎两个月。
这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首先要“卓帐冰上，凿冰取鱼”。据说，辽道宗和他的母后在冰上搭起帐篷后，在帐中的床前凿出四个“冰眼儿”，中间的那个“冰眼儿”要凿得透水。环绕着这个“透眼儿”的另三个“冰眼儿”是不能凿通的，要留下薄薄的透明冰层，作为“观察窗”。当这一切都安排妥当以后，辽道宗会派人到帐篷前后十里之外的河道上用毛网把鱼群截住，驱逐到帐篷附近，最后集中在帐逢的冰下。当负责观察鱼群动向的待从通过三个“观察窗”发现鱼群时，马上报告给皇上。辽道宗得到报告后，就向透水的那个“冰眼儿”中抛下鱼钩，百发百中，上钩的第一条鱼叫“头鱼”。辽道宗钓到“头鱼”以后，从冰上的这顶帐篷里出来，到早已安排好的其他大帐里，与侍从和大臣们一起饮酒作乐。
其实，这种冰钓活动也是辽代皇家“捺钵”的一部分。
契丹建国之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虽然统一了契丹各部，当上了皇帝，但仍过着“转徙随时”的生活。契丹人住所为毡帐，皇帝的御帐称为“捺钵”。到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契丹贵族逐步定居了下来，生活方式转为“四季捺钵”。《辽史》卷三二《营卫志·行营捺钵》条载： “有辽始大，设置尤密。居有宫卫，……出有行营，谓之捺钵。” 《辽史·营卫志序》：“秋冬违（避也）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居有宫卫，谓之斡鲁朵。”
由此可以得知，契丹皇帝的“捺钵”分春、夏、秋、冬四季，序时轮转。
每至辽帝捺钵，所有契丹大小内外臣僚以及汉人宣徽院所属官员都必从行。汉人枢密院﹑中书省等南面臣僚则只有一二人相从﹐其余宰相以下要在京都居守﹐处理公务。每年在五月纳凉和住冬时节，还要举行由北、南臣僚参加的重要会议。原来，契丹的“四季捺钵”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政治活动。
自辽代以来，“捺钵”一词由行宫、行营、行帐的本义被引申来指称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
东方之鹰
光春宫外春水生，
驾鹅飞下寒犹轻，
绿衣探使一鞭信，
春风写入鸣鞘声。
龙旗晓日迎天仗，
小队长围圆月样，
忽闻叠鼓一声飞，
轻纹触破桃花浪。
内家最爱海东青，
锦鞴掣臂翻青幂，
晴空一击雪花落，
连延十里风毛腥。
初得头鹅夸得隽，
一骑星驰荐陵寝，
欢声沸入万年觞，
琼毛散上千官鬓。
这时金代赵秉文写的《春水行》一诗，尽管时过境迁，但对契丹人捕捉天鹅时的情景还是历历在目的。
《辽史》有“春捺钵曰鸭子河泺”的记载。鸭子河泺在长春州西北，即令吉林洮儿河入嫩江之月亮泡一带，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四面皆沙埚，多榆柳杏林。泺，即大池或湖的意思。
那么，春正月时节，大辽契丹的皇帝到这里来干什么呢？难道仅仅是冬钓抑或是冬捕吗？《契丹国志》卷二十三给出了答案，云：“纵鹰鹘捕鹅雁。”
春捺钵时，大辽契丹皇帝在鸭子河泺先钓鱼，约两个月以后，天鹅和大雁就来了。对此，在《辽史》卷三二《营卫志·行营捺钵》中也有生动而细致的记载： “春捺钵，曰鸭子河东……皇帝冠巾，衣时服，系玉束带， 于上风望之。有鹅之处举旗，探旗驰报，远泊鸣鼓。鹅惊腾起，左右围骑皆举帜麾之。五坊擎敬海东青鹘，拜授皇帝放之。鹘擒鹅坠，势力不加，排立近者，举锥刺鹅，取脑以饲鹘。救鹘人例赏银绢……。皇帝得幼鹅，荐庙，群臣各献酒果，举乐，更相酸酢致贺语，皆插鹅毛于首以为乐”。出土的一幅辽墓壁画也印证了这一点：一个身穿紧袖绿袍、腰系红带、脚登黑靴的契丹人，左手擎鹰，右手抚摸鹰爪。
契丹人捕捉天鹅的也非凡物，名曰“海东青”。
海东青，鹰的一种，身长不足二尺，体重仅及天鹅的五分之一，有“玉爪”、“波黄”、“秋黄”、“三年龙”等品种。其中，以纯白“玉爪”为上品。海东青又称海青、鹰鹘、吐鹘鹰。后来满洲人称之“松昆罗”，意为“东方之鹰”。关于“海东青”一名的由来，文献有载：“女真东北与五国为邻，五国之东临大海，出名鹰，自海东来者，谓之‘海东青’。”“海东青，鹘之至俊者也，出于女真……其物善擒天鹅。飞放时，旋风羊角而上。直入云际”。
海东青以小制大，甚至还能捕鹿，是鹰类中最矫健凶猛的一种。《宫廷鹰鹞》记载，海东青“盘旋空中可以无微不瞩，栖于地面能见云霄中物”；《析津志辑佚》称之“横飞而直上，可薄云霄”；《宁古塔纪略》则谓：“鹰第一等”，“一日能飞二千里”。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契丹统治者设立鹰坊，置鹰坊使、鹰人等职官，负责管理驯养海东青。道宗清宁七年(1061)，严禁吏民蓄养海东青，使海东青成为皇家专有的珍禽。经过驯养的海东青，常被鹰人架在肩上。
辽朝对捕天鹅极为重视，臣下以捕天鹅得到重赏，也有因捕天鹅不利而获刑的。《辽史》记载，道宗时鹰坊使耶律杨六因捕捉天鹅有功而获升迁为工部尚书，宰相张仁杰因获头鹅加升侍中。穆宗时，虞人沙剌迭因侦察天鹅动向不利，受到炮烙铁梳的酷刑。《辽史·本纪第二·太祖下》中有太祖“至乌孤山以鹅祭天” 的记载；甚至连兴宗文成皇帝“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可见鹅在契丹人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以鹅祭天”是辽代宗教文化的另一形式，与海青捕天鹅是一种什么关系还需进行考证和研究。
这种习俗后为女真人所承袭，到了清代尚有遗风。
《金史》中记载，将有鹘攫天鹅图案的服饰称为“春水之饰”，将有虎鹿山林图案的服饰称为“秋山之饰”。因此，有玉器被定名为“春水玉”和“秋山玉”。这类的玉雕作品，充满了淳朴的山林野趣和浓郁的北国情调，极具草原游牧民族特色。虽内容大体一致，但每件的具体形式却绝无重复，达到了形散而神不散的艺术境界，充分体现了玉匠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卓越的观察力。其代表为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玉镂空鹘攫天鹅及青玉虎鹿鹰鹊双面雕。
四时畋猎
行营到处即为家，
一卓穹庐数乘车。
千里山川无土著，
四时畋猎是生涯。
这是北宋宰相苏颂写的一首诗，名为《契丹帐诗》，真实地描述了契丹人的生存状态。据《辽史》卷五十九的记载：“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弓射生，以给日用。”
当时，阴山以北至胪朐河、土河、潢水至挞鲁河、额尔古纳河流域，历来有优良的牧场。契丹各部和部属中的阻卜、乌古、敌烈、回鹘、党项等，主要从事游牧业。羊、马是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主要生活资料：乳肉是食品，皮毛是衣被，马和骆驼则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战争中和射猎活动中，马匹是不可或缺的装备。因此，“藩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阿保机之妻述律平曾自豪地说：“我有西楼羊马之富，其乐不可胜穷也。”羊、马也是大辽向契丹诸部和西北、东北属国、属部征收的赋税和贡品，游牧的契丹人编入相应的部落和石烈、在部落首领的管理下，在部落的分地上从事牧业生产，承担着部落和国家的赋役负担，没有朝廷和部落首领的允许，不能随意脱离本部。
基于此，畋猎在契丹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就不难理解，不言而喻了，是辽代人生活不可缺长的内容，是他们物质生活的来源之一，也是习武练兵和娱乐的方式，更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
《北使记》中说：“（契丹人）二月三月放鹘子海东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八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正月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一记载：“辽国主好以铜及石为鎚以击兔。”猎兔不仅仅为狩猎活动之一，也反映在契丹人的节俗里，三月三这天，国人以木雕为兔，分成两帮，走马射之。九月九这天，皇帝要率领群臣和部族去射虎。
秋季是狩猎的季节，《辽史》卷三十二载：“秋捺钵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猎，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尝有虎据林伤害居民畜牧，景宗领数骑猎焉。虎伏草际，不敢仰视。上舍之，因号伏虎林。《辽史·营卫志》卷三十二所说：“……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春捺钵在鸭子河，夏捺钵多在吐儿山或黑山（右旗白塔子庙东汗山）、怀州西山；秋捺钵在伏虎林；冬捺钵在永州三十里广平淀。冬天捺钵时，兼受宋及诸附属国的礼贡。”
秋猎主要是射鹿，“每岁车驾至，皇族而下分布泺水侧，伺夜将半，鹿饮盐水，令猎人吹角效鹿鸣，既集而射之，谓之舐鹻鹿，又叫呼鹿。”据《辽史》记载，穆宗每年到庆州幸秋山，七八月份射虎障鹰，军国大事都委托给大臣。穆宗以后历代辽帝都到庆州黑山、赤山拽剌山进行秋猎。据《辽史》记载，辽帝狩猎地有祖州、庆州和宜州等地。太祖秋猎于祖州，穆宗猎于庆州，东丹王每秋畋于宜州。
《辽史》载，辽俗好射麃鹿，每出猎，必祭其神，以祈多获。麃就是狍子，是当时的射猎对象之一。
耶律阿保机在建国前后，曾把大批汉人安置在头下州城从事农业，当契丹占据渤海故地和燕云十六州以后，农业才发展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到圣宗时期，辽朝的经济已完成向半农半牧的转化。
辽朝境内农作物品种齐全，既有粟、麦、稻、穄等粮食作物，也有蔬菜。他们还从回鹘引进了西瓜、回鹘豆等瓜果品种。辽朝的土地有公田和私田两类，公田主要有在沿边设置的屯田和募民耕种的在官闲田，百姓领种十年以后，要对朝廷缴纳租赋。但统观有辽一代，捕鱼和狩猎仍是契丹生产的传统部门。牧业是契丹这个民族的主要生活来源，也是大辽之所以能够以武力强盛、所向披靡的物质条件和制度保障。
可叹的是，海青最早是女真人进行狩猎时所使用的一种猛禽，被“辽人”喜爱，并命女真人以“责贡”的方式，贡献给契丹贵族。 《契丹国志》载：“女真之种，……亦臣服於辽。方辽之盛，岁遣使者，称天使，佩銀牌自別，每至女真国，遇夕，必欲美姬艳女荐之枕席。……其后承平日久，需求无厌，酷喜海东青，海东之飞禽。遣使征求，络绎于道，加以使人纵暴，多方贪婪，女真浸忿之……”
最终，雄霸二百多年的大辽契丹国被其属女真人所消灭，“（海东青）在辽国已极重之。因是起变而契丹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