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英译批评范式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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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典籍英译批评范式研究综述
刘性峰 1,2
[摘 要] 近年来，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突破已有的批评范式进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因此，文章梳理 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已有的四个批评范式，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 中国典籍英译；批评范式；语言学范式；文化批评范式；认知范式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 DIO] 10.15883/j. 13-1277/c. 20150110705
一、引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典籍英译研究逐渐受到政府、出版界、学者们的广泛重视，研究逐步向广度 和深度推进。一方面，我国政府对于国内典籍英译的输出更加关注，主要表现在资金资助、政策倾斜等；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研究典籍英译的自觉性日益提高，主要表现在这方面的硕博论文、专著、教材等不断 问世、全国和地方性的有关典籍翻译的学术研讨会日益增多以及与会者（尤其是青年学者）数量不断增 加、提交论文质量逐步提高。表 1 是 1995 年到 2013 年 9 月 12 日期间，国内学者所撰写的有关典籍英译的研究论文的数量。从中我们可以发现，1995 年至 1999 年期间，每年只有一篇相关论文。2000 年到 2003年，数目有所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比较小，维持在 4 到 6 篇。从 2004 年开始，研究典籍英译的论文数目开始大幅增加，2004 年一年的数量几乎是 2000 年到 2003 年四年的总和。从 2004 年到 2007 年这一段时间，该数目以每年 10 篇左右的速度持续增长。2007 年到 2008 从 54 篇增加到 74 篇。2009 年和 2011 年都是转折点，其数目较其前一年相比明显增加，这种增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现在。由此可见，国内翻译 学界对典籍英译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人数越来越多。
在这种大背景下，分析和梳理中国典籍英译批评范式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由于受国内外翻译研究视角的影响，中国典籍英译也不再局限于早先的意义、对原文的理解、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对比等结构主义的语言层面的比较，其批评范式由单一维度向多维度转变，其跨学科性质日益 突显，界面研究更加突出。可以说，对于中国典籍英译的批评研究与对于翻译学的研究路径基本是一致 的，其范式主要借鉴了 20 世纪中期至今的研究翻译学的范式。两者之间大致是平行关系。不过，就时间 而言，前者稍晚于后者；就研究路径而言，前者稍窄于后者。与一般翻译研究相比，中国典籍英译研究有其独特性。因此，唯有从多棱镜、全方位、系统性地对中国典籍英译进行研究才能揭示和解释其本质和规 律，为今后该领域研究的突破奠定基础。
翻译批评可以说由来已久，从三言两语的点评到系统的理论分析，都可称为翻译批评。
1972 年，James Holmes 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上的主题发言“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一方面，他将翻译学科科学地冠之以“翻 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另一方面，他将“翻译学”研究范围做了很好的厘定。在这篇论文中，他将 “翻译批评”（Translation Criticism）置于“应用翻译研究”名下。并且认为，如果“翻译学者和翻译批评 家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就能够大大减少直觉的因素，使其更能为人们所接受”。如果能将翻译批评合理 地运用到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就会为翻译学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杨晓荣认为，翻译批评是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 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1] 3 肖维青给翻译批评下的定义更为 客观、全面，“批评者运用翻译研究以及其他相关理论，或者参照一定标准和尺度，对具体的翻译现象（包 括译作、译者、译事、译论和翻译过程等）进行的分析和评价，以提高译者的整体素质和翻译的整体质 量，推动翻译学的发展。”[2] 29 吕俊先生在翻译批评建设方面卓有成效，在他看来，“翻译批评学是总体性的，是整体性的，它必须要有一个系统性和一致性的理论来指导。”[3] 18 概而言之，翻译批评涉及两个方 面：一是借助于什么工具或理论，二是批评的对象。肖维青将后者范围扩大了许多，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 对译作的批评，还应包括译作以外的其他方面，甚至方方面面。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典籍英译的批评范式，就是借助于一定的理论，对中国典籍英译活动的诸多 方面进行比较、分析、评价的实践活动。这里的中国典籍英译活动，我们可以借用王宏教授 [4] 5 对翻译行为 的界定，即“严格意义的翻译”和“宽泛意义的翻译”。严格意义的翻译是“以原文为对照，受译文读者需 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语言转换。”宽泛意义的翻译则是“以原文为参照，受赞助者、译 文读者需求、译者翻译目的，译入语文化所制约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中国典籍英 译活动可以分为“严格意义的中国典籍英译”和“宽泛意义的中国典籍英译”。前者主要是从中国典籍作 品到英语的译介这一活动，后者强调的是从中国典籍作品到英语语言文化的摆渡。据此，中国典籍英译的 批评就是借助于相关的理论对“严格意义的中国典籍英译”与“宽泛意义的中国典籍英译”的比较、分析 和评价。
三、中国典籍英译批评之语言学范式
纵观翻译学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没有语言学学科的发展，就不会有翻译学学科发展和进步。从索 绪尔的结构语言学、韩礼德功能语言学，到德里达解构语言学，无一不对翻译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典籍英译批评肇始于英汉语言对比研究，主要借鉴汉英语言对比的相关理论成果对汉译英典籍作 品进行对比分析。
汪榕培 [5] 在《比较与翻译》一书中，结合其丰富的中国典籍翻译的实践，以“比较”为视角，对其本 人翻译的《诗经》、《庄子》、《老子》、《易经》等典籍作品展开分析研究。作者用了较多笔墨对比同一部典 籍作品的不同译本，如《诗经》中的押韵、意象、比喻等翻译方法与策略。以此为基础，汪先生指出了“比 读”与“复译”的关系：比读是复译的基础，复译是比读的升华。并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传神达意”。 卓振英 2003 年所著《汉诗英译论要》比较系统地探讨了汉诗英译之样式的形似、节奏的实现、韵脚 的寻求，以及汉诗英译中的“移情”、“意象”、“意境”等问题的处理。此外，作者结合实例，从美学的角 度专门论述了汉诗英译的比较方法，其比较内容被细化为节奏美、结构美、音韵美、意象美、意境美、模 糊美、语言美、风格美。作者强调“诗化译法中的韵体译法”，“按照这种以文艺美学、汉英比较诗学及翻 译学有关理论（如等效理论）为支撑的全值再现原则翻译出来的文本，作为媒介和审美客体，更加适合受众。”[6] 91 作者以“全值再现原文”为根本目标，这也是语言学批评范式的理据。黄国文 [7] 比较系统地从功能语言学角度研究了“古诗词的英译本”，涵盖了诗词翻译语言学的多个维 度，如从经验功能、逻辑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等方面探讨如何在翻译中国古典诗词时实现以上诸功 能。接着，他又探讨了言语过程与语篇结构、汉英语篇对比、形式对等、诗词翻译静态与动态表现、专有 名词的翻译、引述、人称代词等。作者提出了对语篇进行分析的六个步骤：观察、解读、描述、分析、解 释、评估。
可以发现，语言学批评范式以“对等”为其翻译的终极目的，这种“对等”主要体现在形式和内容。 从这个角度对中国典籍英译进行批评，主要是将译作与原作在不同层次上比较、分析，以“对等”为其评 价体系的根本标准，译文离这种目标越近，译文质量就越好，反之亦然。这种批评范式的本质是尤金 奈 达提出的“形式对等”（formal equivalence）和 Peter Newmark 提出的“语义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 虽然今天的翻译学学者的研究视域已经从语内转向语外，但是对于从事典籍英译的实践者而言，这却是他 们孜孜以求的梦想。
四、中国典籍英译批评之文化批评范式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学界一致认为翻译学进行了“文化转向”以来，翻译学研究的视角出现了从语言学转向文化学的倾向，尤其是 90 年代中后期国内翻译学几乎可以说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文化视角可 以突破单纯比较中国典籍作品与英语译文的框限，敲碎语言局限的牢笼，将研究触角延伸至源语和目的语 各自的语言之外，如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更加宽广的视域，因为文化的内涵几乎无所不包，涵 盖人类的各个领域。从文化视角研究典籍英译，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1. 狭义文化视角
狭义文化视角是指依据两种语言中具体的文化异同，分析批评译者的处理方式，结合读者、社会、文化、历史等层面评价翻译作品之得失。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活动”[8] 1，典籍英译是更为复杂的过程，原作涉及的中国古 代文化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相距甚远，距离英语文化则又远了十万八千里。文化在这两度旅行之后，极有可 能失真，甚至两度失真。所以，如何认识评价译者在翻译中处理文化异同的方法对于中国典籍英译学科发展 极为重要。在狭义文化视域中考察典籍英译，多以文化差异为靶子，结合翻译目的，进行评说。有的学者坚 持认为，典籍英译作品应该尽量保持原作的文化内涵，典籍英译“不应该只顾及内容的传达，更应该注重展 示期间的文化内涵。”[9] 165 更有学者将典籍英译的文化翻译放到文化传播的背景中考察，徐珺、霍跃红 [10] 45 认为：“把中国文化典籍翻译成英语时，应该以文化翻译观为指导，采用异化的策略，适度运用中国英语， 从而使中国文化尽快走向世界，真正成为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的一员。”李为民结合余光中和卜立德（P. E.Pollard）对苏轼《前赤壁赋》英译文的评价，指出“译文的繁荣也有助于文化的交流和传播。”[11] 77
在此情况下，中国典籍英译作品不再仅仅从语言层面纠结于英语译文的地道性和可接受性，而是从彰 显中国典籍作品语言与文化异质性的角度证明采用异化策略，有些情况下使用中国英语翻译典籍作品是可 取的、甚至是应该倡导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典籍英译对语言、文化的处理方式更加灵活，容忍度更大， 更具弹性、更加包容与开放。
2. 广义文化视角
广义的文化视角不再局限于对译文中某个文化差异的处 理进行评价，而是“从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审视、考察翻译现象。 文 化学派的核心范式是描写/系统/操纵范式。”[12] 197-198 在此视域内 考察中国典籍英 译，将典籍英译作品置于目的语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 下，对其进行大文化的总体考量和系统评价。
有些学者从文化顺应的角度探求翻译中国典籍的途径。如孟健等 [13] 认为，在典籍英译过程中，“译 者应根据不同语境作出动态顺应，克服不同文化语境的影响，灵活顺应文化差异，弥补文化缺省，才能避 免翻译中出现信息传递障碍，保证译文再现原文旨意和风格”。魏晓红、李清源等 [14] 人指出，典籍英译 应该从社会政治制度、民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动态地顺应文化语境差异，才能实现译文和原文之间文化对等。可见，从文化的视角对典籍英译进行评价和批评超越了语言学范式单一的对比研究的狭隘性和局限 性，研究视角从语言间的比较转向文化棱镜中各个方面的对比。如典籍作品创作时期的文化生态环境也成 为学者们考查的重要指标。这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典籍英译批评不能离开原作作者创作的时代背景。再比 如，典籍英译批评同时还要将译者的翻译背景考虑在内，如有的中国典籍英译作品是 100 多年前来华的传 教士为了特定的目的而译的，这时，如果仅仅从语言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结果势必会将典籍英译这一十分 复杂的心智活动简单化。如果将其翻译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如翻译目的考虑在内，那么，其译作中有的错译、误译就会避免。
五、中国典籍英译批评之认知范式
20 世纪，认知科学的飞速发展为认知语言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受其影响，翻译学也开辟了新 的领域——认知翻译学。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中国典籍英译。汉诗英译中人称代词的翻译 是译者经常碰到的问题，主要因为汉语，尤其是汉语诗歌语言和英语语言在人称代词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比如说，汉诗中，诗人经常省略人称代词，这时，译者的心智就发挥作用，依据上下文推理具体的人称代词。利用关联理论对这一过程可以做出一定的解释，对于同一首诗歌中的同一句话，不同的译者会采用不 同的人称代词，因为原文中的人称代词是隐性的，而英译时要明示化，这一明示化过程主观性很强。贾卉、 刘颖 [15] 246 认为，汉诗英译时人称必须明示，译者应根据作者的交际意图和译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进行理想化 的语境假设，灵活选择人称视角来表达作者的交际意图，尽量避免误译，以求达到最佳效果。刘性峰、卢 卫中的研究表明，汉诗中存在显性人称代词和隐性人称代词，对于前者而言，一般情况下，其翻译大都是 简单的符码转化。而对于隐性的人称代词，译者根据背景知识、上下文及百科全书知识推断并选择具备最 佳关联属性的人称代词。[16] 121 综合这两项研究，可以发现，译者在选择人称代词时不是随意而为，而要考 虑其认知的语境效果是否具备较大的关联性。
王密卿等利用认知语境和跨文化交际理论探讨了汉诗英译中认知语境的构建，她指出：“汉诗英译过 程就是在翻译中构建认知语境的过程，只有为不熟悉源语文化的读者提供足够的语篇语境、情景语境和文 化语境，帮助他们建立起与源语读者相同或相似的心理图式，译文读者才有可能在阅读译作中获得与源语 读者相同或相近的感受。”[17] 121 其实，翻译从本质上讲就是解释和阐释的过程，这种解释和阐释旨在向译 文读者传达尽可能多的信息。就诗歌而言，这种信息包括意象、音韵、意义等多个层面。在这一过程中， 译者始终考虑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努力营建与原文对读者相似的认知语境。
以上研究表明，从认知的角度对中国典籍英译评价批评的成果相对较少，这也限制了我们对典籍英译 理论研究和实践评价的进一步拓展。如果简单地将典籍英译视为“编码—解码过程”未免过于简单化，因 为译者在尝试对原作（创作于距今较久远年代的典籍作品）翻译时，不只是简单的解码，在原作和产生的 译作之间，不存在简单的、公式化的符码对应物。这时，译者不得不调动其心智中心各个对于理解原作有 关的神经细胞，尝试对原作进行一切可能的理解，最后从中选择一种符合上下文和翻译目的的解释。之 后，译者在将其理解用英语进行表达时，同样要受制于包括其心智能力和局限在内的各个条件。由此可 见，典籍英译过程需要认知方面的理论来指导。
六、中国典籍英译批评之传播范式
此处“传播”专门指中国典籍英译作品的出版发行以及在海外的传播。 “目前，国内的中国典籍英译译本多面向国内读者，缺乏有效的渠道走向国外。”[18] 11 所以，近年来，对于翻译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成为翻译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也不例外。这种研究属于 语言文本之外的因素的研究，与出版商、出版发行、市场认可等要素有关。这些因素与翻译实践同样具有 互动关系，这也是评价翻译作品最好的方式之一。
杨静借鉴模因论探讨《道德经》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结果发现，道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不同时期和不 同人群中成功传播，得益于它能够及时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环境。其传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体趋势是道家文化模因的要义或者其完整的特征将在英语世界逐渐传播开去。[19] 72-73 此研究指 出了典籍英译作品的传播受制于文化环境，同时，文化模因具备变异的潜质，故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所 以，不同译本、同一词汇不同译文的产生都与此有关。
陈梅、文军 [20] 100 另辟蹊径，以美国 Amazon 图书网上的中国典籍英译本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对 中国典籍英译作品在国外的接受研究。分析作者的调查结果得出结论：“要建立比较丰富的中国典籍英译 国外阅读市场，还需要国内国际相关部门、出版社、译评家和读者的共同努力。”王宏教授 [21] 84 就曾提出 典籍英译作品“借船出海”的出版策略，即由国内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联合出版，共同推动中国传统优秀 文化的对外传播。
该研究既有意思，又有意义。同时，也拓展了人们对典籍英译作品的传播的认识。此类作品的传播不 只是作者（一般为在世的）、译者和出版商之间的协商和妥协结果，而是涉及国内外出版界的联手合作， 翻译批评者和读者同样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国内外译者的结合可以克服双方自身的不足，因此，可能会 产生更符合读者和市场需求的译作。展开对国外读者的调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爱好以及所具备的有关典 籍作品的背景知识等，这些都有助于翻译目的的实现。
中国典籍英译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其发展到了极为关键的阶段。翻译批评是中国典 籍英译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当代语境下，有必要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批评范式进行总体的研究。本 文探讨了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的几种批评范式，每一范式的引进都为中国典籍英译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 加深了我们对中国典籍英译活动纵深层次的认识，超越了“古典汉语——现代汉语——英语”单纯的字面 转换，不再局限于纯语言比较。但是，我们也发现，在这些批评范式之中，中国典籍英译的语言学批评范 式和文化批评范式较为系统，相对比较成熟。其他范式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未形成一定规模和系统，今 后有待学者做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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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 / 刘湘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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