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天演论的前世今生
严复：天演论的前世今生
©文/苏则（原创）
来源：读嘉
一本书和一个人
今天我们主要讲一本书和一个人。这一本书：是《天演论》，这是一本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书。讲一个人：严复，翻译《天演论》的就是他。
《天演论》的原著者，是英国的赫胥黎，他是著名的“达尔文的斗犬”，是进化论的重要宣传者。
而这本书原先的书名，是《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它实际上最初是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的演讲稿，之后到1894年7月，赫胥黎又给这本小册子补上一篇导论，扩充了篇幅，重刊了出来。
严复就是依据这个版本，翻译了《天演论》，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按语——也就是自己的点评。他是什么时候翻译出来的《天演论》，还不好确认，但大概是在1896年前后，到了1898年六月，这部书就正式出版了，距离英文原著的问世，不过四五年时间，这个速度在当代的翻译界，也是很少见的。
严复与《天演论》
历史背景
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是比较喜欢讲我们影响别人的东西，比如说四大发明，丝绸和瓷器，但比较少谈他人影响我们的东西，甚至不太希望别人来影响我们。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清朝，乾隆皇帝就非常自信地表示，“天朝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只是因为我们的茶叶、瓷器、丝绸是你们西方所必需的东西，所以朕格外开恩，在澳门让你们做点儿生意，不然我们是用不着和你们这些蛮夷打什么交道的。
中国 海运出口货物
那么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当然也就会轻视翻译工作和翻译人员，轻视对外来思想的引入。近代中国的落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原因，这里不必多说了。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
还是至少有两次翻译浪潮，
深远地影响了中国文化。
这第一次，是从东汉至唐宋期间，佛经的大量翻译，这一期间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一位我们都很熟悉，就是唐玄奘三藏法师，他在我们国家的翻译史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非常高的地位。那么这次翻译浪潮不但影响到了中国的宗教和民俗，也影响到中国的艺术，特别是我国古代的白话小说。
陈寅恪先生有过一个非常有见地的发现：
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就可以发现，文明之间的互相影响和借鉴，是非常普遍和正常的，譬如古希腊—罗马文明，就吸收了巴比伦、波斯、埃及等文化的种种元素，而我们认为是正统西方文化的基督教，最初的源头实际上却是在小亚细亚，对古罗马来说，实际上是外来的宗教。吸收外人的经验理论，不但并不丢脸，而且常常是有益的。
前面说的佛教元素，已经成了中华文明有机的一部分，比如敦煌莫高窟的绘画和雕塑，比如那些白话小说，都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我们应当为此感到自豪。
而第二次翻译浪潮更加重要，这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著作的翻译。这一浪潮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整体性的，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我们受过的现代教育：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些学科的结构和内容，实际上都是从西方过来的。鸦片战争之后，我们发现和西方相比，科学技术上有了很大的差距，因此就有很多开明的知识分子起来，号召向西方学习，做了很多的翻译工作，这也就是著名的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天演论之巨大影响力
了解了这个大的背景，我们乃可以在此基础上，理解《天演论》的翻译和严复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天演论》是1895年夏天翻译出来的，我们前面说过，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非常之多，那时候北京和上海，有两个官办的图书翻译局，拼命做着翻译的工作，包括严复本人，也翻译过其他的西方学术名著——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些著作的分量，绝不比《天演论》低——但这些著作大多都湮没了，我们记不得这些书的名字，也记不得翻译了它们的人，惟有《天演论》和严复，我们现在还经常会看到它、谈到它。
这部书的影响就是有这么大，这么深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演论》是当时中国人，甚至是许多现代中国人眼中，西方新学问的标志。
下面我们就通过当时一些
文化名人的回忆，
来证实上面的说法。
民国出版界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叫曹聚仁，他和当时一些文化名流，早的如章太炎，再到鲁迅、周作人等人，都有很密切的关系。他就说：“近二十年中，我读过的回忆录，总在五百种以上，他们很少不受赫胥黎《天演论》的影响”。
我们不妨就来看看新文化运动两位标志性的人物：胡适和鲁迅的回忆录，具体感受一下这部书的畅销程度和影响力。
胡适的《四十自述》是这么写的：
“适者生存”，原来胡适这个名字，就是从《天演论》里过来的。他先前不叫胡适，学名是胡洪骍。
鲁迅呢？他在《朝花夕拾》的《琐记》里面，把《天演论》当作那个时代新书的代表，谈到了他第一次读《天演论》的情形和受到的巨大震动，之后一段时间，他“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新文化运动的两名主将，受到了《天演论》那么大的影响，那么较旧的一批学者，他们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那么当时旧文学的主流是桐城派——我们现在不怎么讲它了，但这是清朝非常重要的一个散文流派，桐城是安徽的一个地名，早期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多数来自安徽桐城，所以称为桐城派，就像今天的京派、海派那样。
安徽桐城派代表人物
当时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叫做吴汝纶，他说自己读了《天演论》，就好像刘备得到了荆州一样，觉得非常宝贵。他抄了这部书的副本，把它藏在了枕头里，又说，中国翻译西方著作，还没有过这样伟大的作品。康有为也为之折节叹服，说“眼中未见此等人”，又说，“《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所以我们说，《天演论》是当时中国人眼中公认的“西学象征”，是一点都不夸张的。
但是，当时中西交流，条件并不充分，吴汝纶、康有为这些人赞美《天演论》是西学第一著作，但他们其实不懂英文，肯定没有看过赫胥黎的原著。一百多年过去后，中国懂得英语的人不少了，英语世界懂得汉语的学者也不少了，大家回过头去看，发现这部书有两个问题：
第一，这部书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说不上是西方学术的代表之作或者最高之作，我们看看这部原著的性质就知道了，它最初是演讲稿，是普及性质的，而且没过五年就被严复翻译进来，还没有经受时间的淘炼，怎么能骤然判断它是不是“学术名著”呢？
第二个问题更加致命，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时，其实没有那么忠实。他的翻译，其实更多的是一种编译，也就是说，严复是挑了自己喜欢的、觉得重要的部分翻译的。
最重要的一点是，原著叫做《进化论与伦理学》，也就是包括了进化论和伦理学两个方面，但严复做的翻译，只留下了进化论——他把进化论翻译成了《天演论》，却忽略了伦理学的部分。进化论那一部分，相信大家都有了解，自然界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嘛，那么严复由此在译文的按语里表示，人类社会也是类似的，不同种族、国家之间，要相互竞争，争取自己的生存机会，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把自然界弱肉强食的规律放到人类社会来。
但这就和赫胥黎的本意大有违背了。赫胥黎信奉生物进化论不假，但他之所以写这部《进化论与伦理学》，就是为了说明自然界的生存斗争和人类的伦理有冲突，生物进化和自然进化不同，要强调伦理在人类社会中的调节作用。
因此，傅斯年先生年轻时甚至这么批评《天演论》：
严几道先生——也就是严复——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假使赫胥黎和孟德斯鸠晚死几年，学会了中文，看看他原书的译文，定要在法庭起诉严复，至少，也要登报辩明关系。这是因为严复不曾对于作者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负责任。他只对于自己的声名地位负责任。他要求出名，然后译书，只要他求名的目的达到了，牺牲了原作者也不是不可以。
严复翻译《天演论》，是不是就完全是为了争名逐利呢？恐怕不是的，傅斯年当时的评价，确实有些苛刻了，但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并不完全忠实，却的确是一个事实，那么为什么严复要这样做呢？而这样不忠实的译文，又何以能风行中国，影响这么多人呢？这要先从严复本人和他的时代讲起。
严复生平
1854年，严复出生于福建侯官，是如今的福州地区。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相当困苦的，父亲是个中医，有赌钱的毛病，又早早过世，没有留下什么遗产。父亲死时，严复才十四岁，但已经娶了妻子，加上母亲和两个妹妹，一家的生计，就靠他的母亲和妻子缝纫绣花支持。
中国古代，主要是士农工商四业，政府重农抑商，而实际上农民又很穷，因此想要往上走，主要也就是走“士”这一条路，也就是通过科举上去做官。但科举这条路也需要经济的支持，严复家庭贫困，家族的人大多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没有办法供他去旧式的学堂，于是他转而去了福州的马尾船政学堂。 所以严复一开始，学的是海军的科目，未来一些著名的北洋水师将领，是他的同学。
学堂的课程主要是两块，一块是英文，这对严复之后的生涯意义重大，另一块是数理和航海术，都是偏重实用的科目。严复在这个海军学堂学习实习，整整待了十二年，从十四岁到二十五岁。1877年，船政学堂组织学生往英法两国学习，这也是中国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严复名列其中。
严复去的是英国的格林尼茨海军学院，他在英国待了三年时间。当时和他一起的中国学生一共十二人，我们研究这十二个人的留学生活，发现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第一，海军这样的职业，是需要实习的，但严复是唯一一个没有去某个舰艇上实习的学生，他一直待在学校里读书；
第二，他在英国留学圈里，以善于论辩著称，当时的大清驻英大使郭嵩焘，非常欣赏他的才能，在日记里记录了许多严复的议论，从这些记录看来，严复关心了解的方面很多，不仅仅限于海军的事务，他议论最多的，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西方比中国先进的原因，还有就是富国强国之策。
美国学者史华慈说得好，严复似乎是带着一个已经使他入迷的问题到达英国的，这个问题就是：西方富强的秘密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构成了他所有观察思考的基础。所以说到了毕业的时候，英国的教官评价这批中国学生，认为严复的同学刘步蟾等人，对于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等技术工作，非常熟练，可以和西方军人相比，但是比起这些按部就班的海军学生，严复更能“探本溯源”，适合做水师学堂的老师。
严复回国后，担任的基本上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从1880年到1900年，他都待在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职，但这不能满足严复的雄心，因为我们前面已经介绍过，严复对于海军技术细节上的工作并不特别感兴趣，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如何富强这样的决策上的大问题。实际上我们看严复的生平言行，可以发现他有很强的策士情结。
什 么 是 策 士？
我们可以在《战国策》这样的历史书里看到，或者我们用《三国演义》里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军师的角色。有一批知识分子，寻找赏识他们的君主，为他们出谋划策，提出外交内政上的策略，根本目的是推动国家的强大。
在水师学堂期间，严复接触到了英国学者斯宾塞的理论，这非常对他的胃口。斯宾塞就是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严复后来翻译《天演论》，大量介绍了他的理论。《天演论》的原作者赫胥黎，实际上是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似乎成了陪衬的人物。斯宾塞为什么比赫胥黎更符合严复的胃口？严复很明确地表示：
这是因为斯宾塞的学说
用西方科学理论，
体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
严复作为一个策士，认为治国平天下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他还认为，自己之所以不能进入决策圈，是因为自己并没有出身科举，这些年来他先后四次去福建、北京参加乡试，但全部落第了。可以想象，这段时间里，他的心情是非常郁闷的。这时候，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不但使得中华民族的命运面临了危机，还极大程度上震动了严复。我们知道他是海军出身的，他过去的许多同学，包括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人，都已经成了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但他们在这场战争中英勇捐躯了。
北洋水师的重要将领：邓世昌、刘步蟾、丁汝昌
我们回过头去看严复甲午战争时期的书信，可以知道这件事对严复的震动是很大的。他的这帮同学，接受的军事教育和他们的技术水平，我们前面讲过，都是一流的，刘步蟾邓世昌他们，作战也不是不勇敢，严复的书信上说，只有一个姓方的同学，临阵退缩了，其他人都敢于在危难之际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些同学的战死，北洋水师的战败，其实就意味着李鸿章的失败，洋务运动的失败。那么，为什么它们会失败呢？严复开始纠结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他比他的海军同学们，想得都要深一些，他关心的不仅仅是西方坚船利炮的技术，他更关心西方富强的根本。
天演论的横空出世
严复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没有用，真正要医治的是中国的人心——所以在战争失败的1895年，他立刻开始了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工作，这些翻译工作和先前不同的是，不再局限在技术方面，更多地探讨西方在思想精神上领先于我国的地方，《天演论》就是这些著作的第一本，也是最为畅销、影响力最大的一本。
在大致同一时间段，严复又在天津的报纸上发表了几篇政论，表达他的思考和看法，这几篇文章非常有见地，至今还有一读的价值。这些思路，和他翻译《天演论》的思路是一致的，应该放在一起看。
我们现在可以简要归纳一下《天演论》与这几篇政论文章的思想：
1、严复通过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告诉民众，人类之间的竞争也像大自然里动物的生存竞争那样残酷，弱小、落后的民族如果不奋起直追，用达尔文的话来说，如果不“进化”，就会有灭绝的危险，这是为了提高国人的忧患意识；
2、严复虽然在总体上更支持斯宾塞，但他又同时采用了赫胥黎伦理观念中“保全种族”的那一部分，这也就是告诉中国人，如果做了努力，还是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3、严复认为，西方倡导民众、社会的进化自由，所以学术发展，技术进步，而东方的圣人们，则为了社会的稳定，限制了民众的自由，通过愚民政策平息民众的进步和竞争倾向，让民众安于愚蠢和淳朴，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如果东西老死不相往来则已，东西一旦接触，长期竞争而进步的种族，当然将击败稳定而停滞的种族，这是民族强弱的原因，也是甲午战败的原因；
4、既然国势的强弱，在于民众素质的差异，就要提高民力、开发民智、提高民德，而要做到这三点，只有还民众以自由，使之自由竞争、发展、进化，才能使国家富强。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思想是相当有见解的，这也是严复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代，这系列作品和翻译得到了上层的关注，光绪帝召见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也非常推崇严复，严复的理想似乎就要实现了，但是没过多久，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等改革派失了势，百日维新就此结束，严复也遭到了当时众多保守派朝臣的弹劾，他为光绪皇帝所写的万言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王西京作品《远去的足音》，表现了1889年在北京的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康广仁，杨锐、 刘光第六君子子戊戌变法中，壮怀锐意改革，拯救国难的报国之志而惨遭专制的清政府守旧党杀害的悲壮场面。
从维新者到策士
虽说百日维新没有成功，但严复已经通过自己的翻译和政论得了大名。许多达官贵人，如袁世凯等人，请他过去办事或者顾问，而严复的思想反而回到了传统的策士状态，他先后做过开平矿务局总办、译书局总办、复旦公学校长、安徽师范学堂监督、北京大学校长、袁世凯的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履历上似乎非常好看，但特点是都没做很长时间，所负责也只是一些具体繁琐的事务，思想的光芒黯淡下去了。
而从1909年开始，他就几乎不再翻译西方思想界的著作，只给袁世凯等人翻译一些当时国际时事的新闻，提一些策略上的意见，但西方思想上的影响就看不大到了。后来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的名字被列在了支持复辟的“筹安会”会员之列。
什么是筹安会？
就是袁世凯的幕僚杨度牵线组织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这个团体鼓吹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后来的名声比较糟糕。那么严复个人是不是拥护袁世凯称帝？是一个历史公案，这不好说，因为严复只是挂了个名字在上面，却没有为拥护帝制或者反对共和写过什么文章，所以说，也许他是反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
但从他晚年给一些后辈的信来看，他寄希望于秦始皇、曹操这样的强有力的独裁者，却是一个事实。1917年，张勋复辟，严复写信给他的朋友，竟然幻想强行关闭了国会的张勋能够推动“扎实立宪”，可见严复一直以来对当权者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
他希望借助这些当权派的力量，以法家的手段，快速推行自己的主张，很容易可以看出，这和他早期强调民智、民德、民力，呼吁自由的思想很不一致，但是寄希望于强权，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策士喜欢犯的毛病。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在这个时候，他不再是维新时代的西方思想翻译者和介绍人，却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策士了。
西学东渐之选择性吸收
好，我们已经介绍了严复的人生道路和他编译介绍《天演论》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得出结论了：
第一，当时的中国面临着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来未有过的大变局。中国在和西方列强的竞争中，显示出了明显的落后，民族危机非常严重。洋务运动试图皮毛肤浅地学习西方的技术，但甲午海战的惨败，宣告了它的失败，引进西方的精神和思想，成为了当务之急。
第二，从严复本人的兴趣点和理论立足点来看，他是一个传统的策士类型的人物，更多地站在一个军师的角度上，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做出思考和判断，他最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可以变得富强，而个人的发展和自由，相对来说只是达成国家富强的一个手段。因此，虽然他受西方教育比较早，对于西方的优势看得也很清楚，但他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的理解是有问题的。
美国学者路易斯·哈茨说得非常明白：
严复是出于对自由主义
具有增强国家力量的效果，
来主张自由主义的。
这里再举个例子，严复还翻译过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是一部讲自由市场的书，反对国家政府的强力干预，但严复把它当作一部指导国家如何走向富强的书。美国学者史华慈把他的译本和亚当斯密的原著放在一起比较，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亚当·斯密那些关于“普遍利益”或“社会”这样的语言，在严复的译文中，就被简单地转化成了国家的利益了。
第一，这种引入误解了自由主义，导致思想界和民众长期以来过度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相对忽略了个人自由，严复后期回归强权主义，实际上就是因为他把富强放在本位，只把民众的自由看做是富强的手段；
第二，《天演论》翻译进来后，就有一批狭隘的民族主义者，进一步片面利用《天演论》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宣传排外和排满，这也是严复想象不到的。再一个负面的效果呢，蔡元培先生曾经在他的文章里指出来：《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等语言，宣传一时，这就引起了一种“有强权无公理”，强权至上，不讲公理的主张。
我们现在从《天演论》再进一步，来总结严复翻译、介绍西方学术的成就。这里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国近现代哲学界上有一位成就很大的大师叫做贺麟，他对西方哲学很有研究，曾经翻译过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他在1925年，还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写过一篇《严复的翻译》，在这篇文章中，贺先生虽然承认严复早期的翻译——例如《天演论》——有不太忠实于原著的地方，却还认可《天演论》的重要意义和蔡元培对严复的评价。
但到二十年后的1945年，他对西方哲学有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贺麟表示，第一，严复其实并没有翻译介绍真正专业的、学术性的哲学著作；第二，严复介绍进化论，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等观念警醒国人，又介绍英国的功利主义，来探索国家富强的方法，都是具有片面性的。他翻译的目的是实用的，是为了救治当时的弊害，而不是纯学术的。
但我们对于历史人物，除了公正的判断，也要有理解之同情。贺麟先生还指出，
在当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方针下，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生出国，只是去学习船坚炮利的技术。去学海军的严复，竟然能对于西洋思想之介绍，有如许重大的贡献，已经可算是奇迹了。我们不应该过多责怪严复那一批留学生，更应该责怪的，是当时主持教育文化的人缺乏见识。
另外，严复也有他的苦衷，他也被他的读者给限制住了。他翻译的这些著作，虽然以实用为主，但还是有不少是重要的学术著作，而这些作品的影响，完全不如畅销书性质的《天演论》。
实际上，严复后期也有比较纯粹的学术翻译，那就是对西方逻辑学的翻译与介绍，这个引入对于中华文明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因为中国传统上对逻辑非常漠视，民众往往抱着一种直觉主义的思考方式，不懂得三段论、归纳演绎，反映在我们生活、交流中的种种方面。冯友兰就认为，介绍逻辑学是严复对中国重大的贡献，但是当时的人们并没有像《天演论》那样重视它。
可以说，如果当时中国的文化环境更自由开放一些，如果当时中国民众的民智民德能更高一些，接受能力更强一些，如果严复那一代人，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资源，对于西方的学术和精神做更深的了解，并且突破策士、军师的富国强兵立场，对中国的个人自由和个人发展也能施加更多的关注，那么他们介绍翻译西方著作，想必可以更加精确，成就也可以更大。但因为种种条件限制，他们没有做到，这是非常可惜的事。
但是，严复和他的翻译，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是非常具有相当的价值。他本人从洋务运动下的海军教育出身，在他的同学们按部就班地致力在军事技术上效仿西方的时候，唯有他能把目光放到更长远的地方，如果说他没有能完全突破时代的制约，那也是天命如此，不是人力可以左右的。事实上，他一百多年前的眼光和观点，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胡适有段评价梁启超的话，同为维新时代的重要人物，这段话也可以适用在严复身上：
参 考 文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