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婷：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探索者——宇文所安的诗歌译介路径与特质
摘要：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国文学中最具中国元素的形式，而中国古典诗歌外译又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著名翻译家、汉学家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译介和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中国古典文学外译过程中，翻译家的翻译动机作为翻译的主体因素之一，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取起到直接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拟从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如何对整个翻译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出发，探析宇文所安的翻译动机、翻译观念、翻译路径以及翻译副文本对中国古典诗歌外译和读者接受所带来的影响，以期探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国古典诗歌；宇文所安；译介；动机；策略
“为什么翻译”和“翻译什么”是翻译学备受瞩目的问题，因为“翻译动机对译者选择什么文本来译和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这两个问题一旦找到明确的答案，如何翻译的问题便能在原则上得到解决”。“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翻译动机包含译者欲借助译文想要传递和纠正的问题、满足赞助人和读者群体的阅读趣味和审美旨趣以及目标语对出发语的文化利用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又是一体多面互相支撑的，它们迂回地进入到翻译层面。译者的动机同时也和译者的身份紧密联系，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同一时代背景下，译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身份会持有不同的翻译策略，而产生不尽相同的译文。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其中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是一个最具挑战性和易于引起“可译”和“不可译”争议的领域。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当今美国最著名的翻译家和汉学家之一，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奠定了其在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和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被学界誉为美国汉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宇文所安又是一位学者型的翻译家，诗歌文学史和中国文论是他学术研究的两大板块，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韩愈和孟郊的诗歌》《初唐诗》《盛唐诗》《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和《他山的石头记》等，并且耗费八年时间于2016年完成《杜甫诗》，即杜甫全集的翻译。他不仅奠定了其在西方汉学界和翻译界的坚实地位，也为中国古典诗歌外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拟从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出发，结合“选择什么文本来翻译”和“采取怎样的翻译策略”这两个翻译学的根本问题，探析宇文所安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独特翻译路径和特质。
一、不拘于语言形式的“忠实”译者
翻译家对翻译有着不同的动机，但“求真”与“求美”，构成了翻译动机的基本之源。首先，是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魅力和其丰富多彩、涵盖万象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了宇文所安。他自幼喜读诗歌，十四岁在巴尔的摩市立图书馆首次读到中国古诗的英译本，初因感到“非常新鲜”，而后则非常喜爱，从此便与中国古典诗歌结下了长达一生的不解之缘。宇文所安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也体现了他对唐朝文化和文学的热爱：“宇文”是胡姓，“所安”出自《论语》中“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任何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包括偶然性即唯一性，对于宇文所安而言，这个偶然性便是真的“喜爱它，所以才选择了它”。
其次，宇文所安从一种跨越中西二元对立的视域和比较诗学的方法切入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他认为“国别文学必须占据一个标志差异的边缘空间，不能太缺乏国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国家色彩”。在这个前提之下，翻译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沟通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媒介。“通过精巧的翻译进行不同国别文学的比较”，不单是彰显民族性，更要寻找一种属于世界文学和文化的“普遍知识”即普世性，所以将中国古典诗歌纳入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是宇文所安的翻译理想。对于翻译动机，宇文所安在《杜甫诗》译本序的结尾处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翻译是一种以目的为导向的艺术，翻译的目的常常由其面向的读者决定。（Translation is a craft that is contingent upon its purpose,and the purpose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the readers for whom it is intended.）虽然我的翻译可以供普通读者阅读，也可以供专业学者研究，但我主要面向的读者还是那些有一定中文水平且能达到阅读杜甫的程度的人”。宇文所安也多次明确表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我必须翻译诗中的所有意思”，即“必须凸显不同诗人和不同诗歌之间的差异，'差别’就是翻译要解决的最重要的工作”。那么追求传递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古典诗歌所蕴含的内容之多样性，且面向的读者也可以认知和接受，这就是宇文所安的基本翻译动机。翻译动机一旦确立，便会直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宇文所安对自己的翻译策略则反复强调：译文要竭力凸显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面性”和“差异性”。
宇文所安先后出版以唐诗研究并涉及翻译的专著十多部，尤其对杜甫情有独钟，不仅耗时八年独自翻译了杜甫全集，而且称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且“杜甫经典化的地位至今也无人能撼动”，这一说法也因此被西方学界认可和反复引证。“选择翻译什么”即为什么钟爱和选择杜甫诗也和宇文所安的翻译动机息息相关。宇文所安认为他最为欣赏杜甫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他作品的“丰富多样性”和“复杂多样性”，正如“元稹在九世纪初所说的那样，杜甫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其诗歌的包容和多变。阅读杜甫诗，好处在于可以发现杜甫的形象是何其丰富和与众不同”。宇文所安称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他“超越了传统文学史的有限范围，如同莎士比亚在西方的传统中一样，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
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问题是翻译学的另一个基本问题，虽然此处不拟对此做出深入探讨，但是诚如弗罗斯特的一句名言：“所谓诗，就是翻译之后失去的东西”，所以诗歌的翻译难免会牵引出“可译”与“不可译”的问题。译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不可译”，往往是因为既要保留原诗的韵文形式又要传达出其背后丰富的意象和喻意，在译者的眼中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前文所述，译者的翻译动机将会直接决定翻译策略，而翻译策略又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海外传播的效果。宇文所安在其所撰《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象征》（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中表达了他希望达到的翻译效果，他认为：“穿越一个现代英语读者和一首八世纪中国诗歌之间的距离只有两种方式——移动读者或者移动诗歌”，而宇文所安表示他选择“移动读者”。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宇文所安将会采用“异化”的方式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事实情况是为了践行中国古典诗歌的“可译性”，宇文所安并不拘于原诗的韵文形式，而是采用散文形式来翻译，并且认为：“在所有的杜甫诗歌中，严肃的长篇排律诗给译作的读者带来的问题最多”。关于采用散文这一翻译形式的理由，宇文所安在此书的序言开篇有云：“诗歌，不幸地，不是语言的艺术：它'在语言中’发生，但它并不'属于语言’。语言对诗歌来说仅作为一种必要条件时才是必需的”，“简单地说，诗是一个事件，不是一个实体”，并且宇文所安也从读者接受角度阐明了他采用散文形式翻译的原因：“不必强求押韵，因为现代美国诗并不追求押韵，相反差不多所有的押韵的现代诗都是反讽的，这种翻译在当今美国会让读者非常反感从而很少有人愿意读”。
实际上，阅读宇文所安的译本，读者往往会有一种鲜活的感官体验，那就是宇文所安是一位富有艺术家般浪漫气质的翻译家和汉学家，这使得他和其他的西方汉学家不同，他摒弃了西方汉学界常用的社会或文学方法论去切入中国文学研究，无论他的译文还是学术著作，文字都非常感性。所以在西方文论对于诗歌研究无论是新批评还是结构主义的方法等都非常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时，宇文所安才能发出诗歌“不属于语言”这样独特的声音。无独有偶，他也强调杜甫诗不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不懈追求，“对比根据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程式下，欧洲'现实主义’通过描写和美化捏造出所谓的'现实’，杜甫诗更关注此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将这些融入诗的思想世界中，演变成了诗化的日记，却不失为最伟大的中国古典诗作”。那么能否弥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韵文形式上的丧失，而用其它的修辞方式以体现中国诗的“差异性”，宇文所安又以一贯感性的文字建构了一个浪漫的比喻：“译者与原作的关系是部奇特的爱情小说，首先必须承认译者不能改变自身，而且他的声音只属于他自己”，那么“译者有必要回到一个新的、连贯的声音，这第三种声音完美地言说：情爱的这种努力保留，是销魂的情爱，而不是力量对抗的情爱”。这可以理解为译作和原作具有一种异质同源性的“不可能割断的血缘关系”，它们“同源而不同一”。
探讨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也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译者的翻译动机同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译者的翻译观念会对译者的价值取向和具体的翻译方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宇文所安希望“移动读者”，“传递出唐诗中的所有意思”，决定了“忠实”是他最基本的翻译原则。但是“创造性叛逆不仅是文学翻译还是文学传播和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所以“忠实”常常让译者顾此失彼，何为“忠实”？“忠实”于什么？是“忠实”于原诗的“形”还是“神”？宇文所安的观念也十分明确：翻译“不必强求押韵”，那么在翻译的“形”这个问题上，他选择了“叛逆”。竭力保存和体现原诗“全面性”和“差异性”的观念，使得他在翻译的“神”这个问题上，又选择了“忠实”。这一翻译观念在宇文所安译文的具体翻译策略和方法上体现得非常清晰，他的译文会清晰可见“归化”与“异化”二者兼而有之，从来就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由此可见具体的翻译工作，往往带有定见，译者常常从既定的立场出发，翻译的调子早已定下，虽然文学翻译的偶然性决定了不乏会有极个别不同的例子，但是一旦翻译动机和观念确立，便被在翻译活动中一再践行和强调。
二、用“差异性”体现作品的“唯一性”
宇文所安最难能可贵之处便是他用“差异性”来体现文学作品“唯一性”的独特的翻译美学。宇文所安曾在一篇序言中说道：“劝你逃离这个世界的关注”，这似乎在宣告他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视角。宇文所安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域外知音，他能提供一种其它西方汉学家甚至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者所不能提供的观察视域。宇文所安强调“文本细读”的重要性，认为文本细读能“启发所有理论的动因和灵感”。文本细读的翻译前工作实际上为他的翻译阐释提供了一个空间上的限度，因为“阐释的自由并不是译者单方面的自由”，使得他的翻译必须是“以原文本为根据，在文本所提供的整体之中去凸现其语境所明示或暗喻的意义”。
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炼字”，有限的诗行给以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诗歌的用词具有多义性，能同时兼顾多层含义。中国古典诗歌素来多含意象，自然界的花鸟虫鱼都被赋予了人文情怀，这样广阔的阐释空间，也为翻译这一讲究“精准度”的艺术造成了困难，因为翻译在原则上不允许“语焉不详”的存在，唯有将其具象化而又不损失原作。对译者而言，这种“字里行间暗示着的、没有言明的或者模棱两可的东西，也给阐释提供了相对的自由”（同上）。如宇文所安认为：“杜甫一直以来坚持的视角，是于细微之处现广渺之意。虽然杜甫诗读起来往往是对时事的应答，但是杜甫时常会修改自己的诗，让我们永远无法确定，哪些是作者即兴所感，哪些是源自近期或是久远的记忆。让人穿梭往返于作者的日记和个人传记之间，去捕捉那身处历史瞬息间的杜甫所唱和的情景”。在宇文所安的眼中，尊重原作即要尊重原作的差异性和唯一性。如同马克思曾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曾说：“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作为一个译者他能够敏锐地捕捉到“杜甫诗可能是一种特殊的日记，不同于一般日记的地方在于它的情感度和即时性，在于对发生在特定时刻的经验的表达。诗歌的伟大不是通过诗歌的创造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诗人与这一时刻和场景的契机表现出来的”。
宇文所安的翻译首先凸显了他独特的翻译美学和翻译路径。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除了对文本的细读之外，译者还面对文本外的原作者的世故人情。不能把文学抽象化，或者单纯的意识形态化，因为它毕竟是作者个人生活与感受的记录。既要看到意识形态层面，也要看到个人层面，如此对作品的掌控和翻译，才会有新的视角和发现。“翻译因'异’而起、为'异’而生，翻译的缘起和必要性都在于一个'异’字上”。文学翻译之所以空洞，读者寥寥，就是因为翻译中摒弃了对原作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唯一性”的诉求。文学是最具个性的，卓越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和形式都是唯一的，译者要读到其唯一性，才算进入作品的真实世界。宇文所安翻译杜甫诗，他首先去了解杜甫彼时的活动与心情，因为“意义发生的假定不同则结果完全不同”。人有心灵，心灵多灵动，越是成熟的诗人，心灵越敏感丰富。文学史框架下的历史文献记录的还只是诗人的行动，但是诗人行动的动力和逻辑，还需要进一步考量。每位诗人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气质都不同，精神高贵的诗人追求更丰富，他看见的事物更具美和感动。一组意象，通过诗人的组合，可以呈现出更为聚焦和惊心的美。一如宇文所安对杜甫诗的评价：“在人生与诗作惊心动魄的偶然中，世界如何运转、世间人性的本质、世人如何看待世界，在某些超凡的瞬间，都在杜甫眼前展现”。所以文学作品本身就是生命，它不等同于文献和技术，文学翻译对原作“唯一性”的追求也再次体现了译作和原作不可割裂的“血缘关系”。
其次，宇文所安的翻译也彰显了他作为桥梁，延续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诗歌转型所起到催化剂作用的贡献。“在中国文学、文化向西方传播过程中，20世纪初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诗歌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笔者认为宇文所安的翻译也延续了以庞德为代表的西方意象主义诗派用中国古典诗歌对英美诗歌转型而起到的催化剂作用。20世纪初，现代化的萌动使得英美诗人意识到了英语诗歌中存在一些问题，这其中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诗歌抽象化、不再抒情而转向说理，用抽象的表达使得情感分离，用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话说就是“诗歌生病了”。英美诗人对诗歌乏味的形式与措辞和浪漫主义传统中的感伤主义感到不满，这样的文学风格已无法表达新时代的精神，他们认为创造新的诗歌形式和语言是十分有必要的。通过庞德，整整一代的诗人都开始认同中国古典诗歌是他们的诗歌“自体”的一面镜子，将中国诗歌视作他们自身的反映。庞德及其同时代人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发现便标志着现代主义诗歌的肇端，古典中国诗歌也如此在英美诗歌现代化革命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此后，中国古典诗歌逐渐地被内化，一代英美诗人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中国诗歌的影响，也从中国诗人那里吸取了中国诗歌主题的灵感与写作技巧。他们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不仅在一程度上成功消除了中英文诗歌间的鸿沟，也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首次中国元素直接影响了欧美文学，这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依然有着宝贵的启示意义。宇文所安在《杜甫诗》译本序中似乎做了一个跨越一个世纪的呼应和延续，他的态度十分清晰：“杜甫从未以伦理学家的抽象的眼光展开诗作，而是在他遇见的真实的世界中思量道德的议题。很多杜甫最好的诗歌就是从平凡之中发掘出宏大的伦理价值以及世界运行的规律”，即杜甫诗摒弃了抽象地说理。中国古典诗歌作为一个“外物”，以它特有的中国元素给欧美诗歌带来了焕然一新的启迪。宇文所安又说道：“如果翻译所有这些诗需要一个理由，那就是：更加深入地理解杜甫如何融入平凡之物与之共鸣，而不是让诗作沦为空谈时事的平庸论调”。所以从宇文所安的翻译实践清晰可见，翻译家一旦确立了“为什么翻译”确实就会直接决定他“选择翻译什么”。宇文所安的唐诗翻译和庞德相似的处理很常见，抹去了英文诗句中用于连缀的词语，采用简单的意象并置的处理方式，或者再在注释中阐明对诗句的理解。简单的意象组合，却能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寥寥几笔便描绘出了一幅意味悠长的水墨画卷，留出了大片的空白任由读者揣度，如余国藩就曾指出宇文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译者，不会对简洁的汉语进行过度补偿。在此宇文所安将诗句分解成几个并列的物象，并采用直译的方法将其“罗列”出来，弱化了意象与意象之间内在的联系，避免目的语读者被误导，并且在译本表面的词义层面，直译法也让译者成功地“隐身”。
三、副文本：通向译本的路径
宇文所安曾说过，他撰写博士论文《韩愈和孟郊的诗歌》的动机是因为“韩愈和孟郊两位诗人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一直被低估了，希望通过讨论他们开创的新的传统，来对他们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由此可见，宇文所安在中国古典诗歌经典构建方面，不仅仅是一个翻译家，他还希望自己是一个评判者，他不仅在西方文化谱系中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经典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力图改变和重建发出语的文学史中的诗歌经典。此外，宇文所安也确立了众多中国古典诗歌在英语世界的“首译之功”，长达六卷的《杜甫诗》就是突出的例子。宇文所安一直鲜明地向读者呈现自己，表达着自己的翻译主张和策略，体现他意欲在翻译和汉学界建立自己的专业地位的勃勃雄心。
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译者的隐形》中提到：译者的隐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个人主义著作观所决定的，长期以来，这种著作观在英美文化中一直大行其道。唯有原文才是原创的、可信的版本，能够真实地反映作者的个性或意图，而译文则是可以被演绎的、仿造的、可能存在谬误的版本。与此相对应的是对于译者和译作地位的贬低，翻译作为“再创作”的那一丝曙光也黯然失色，以致于希望译者能表现出完全的“隐身”。早在17世纪约翰·德莱顿就曾把译者形容成在他人葡萄园中劳作的奴隶。笔者认为译者对其译文价值的“影响的焦虑”会导致译者渴望“现身”，但是在原作至上理念的束缚下，西方译者这样的“现身”往往是通过副文本完成的。“副文本”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国文艺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他从叙事学的角度把将其比喻进入文本的“门槛”，包括如“标题、副标题、前言、跋、告读者、插图等部分”，并且热奈特认为：“不曾存在而且永远不会存在没有副文本的文本。”
由于“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副文本有时可能对读者的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比文本本身还要大，因为“副文本相对于文本本身来说，更先被读者所接触”，“能揭示文本隐匿的信息”。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本身就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差异：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几乎都有篇幅较长的序言，用以表达译者对原作较为深入的阐释以及自己的翻译动机和主张，而中国当代文学的译本则译序较少，而且重政治性解读而轻文学性解读。同样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先行者的宇文所安有很多对原作的思考和阐释，以及翻译的动机和原则，也是在副文本即译本序言和注释中直接体现的。宇文所安几乎每部著作都有序，甚至是一书多序，如果是中文译本宇文所安还会专门撰写中文版序言，而《杜甫诗》的译本序更是长达33页。译者使用副文本的动机也很明显：“作为翻译家，译文及翻译副文本必须关注目标读者的可接受性，而且副文本也是彰显译作的独特魅力及其不朽的时代意义的场域”。如宇文所安在《杜甫诗》的译本序中就借自己翻译的《入衡州》（Entering Hengzhou）中的译文分析了翻译的感受和体会：
中文原文：销魂避飞镝，累足穿豺狼。
英文译文：My soul melted,escaping the flying arrows,I crept fearfully through those wolves and jackals.(tr.Stephen Owen)
在宇文所安的眼中，这就是用诗句中的“平凡事物”捕捉作者“人生中惊心动魄的瞬间”。宇文所安也直接谈到了他的翻译体会：“安史之乱后，杜甫带着家人翻山越岭，颠沛辗转。在如此仓皇地逃难的过程中，想象着有人要随身带着至少一千四百多首诗，而且还不是简单的抄写本，而是六十卷，每卷都包裹好。'累足’我对应译文是'crept fearfully’，字面意义是'两脚交叠，一脚在另一脚上’，就是想重现当事人极度害怕的表现”。
首先，作为宇文所安译本相辅相成的一部分，副文本无疑是读者通向译本的通路。译本序是宇文所安译本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恰恰是在序言中，宇文所安多次表示了他的最深层次的翻译动机，即通向世界文学的理想：从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更宏大的思维框架来思考，用精巧的翻译作为媒介，使得中国文学和文化不再是传统的国别文学视域下的地方性知识，而是世界文学视域下的普遍的知识。如同“杜甫诗恰用平凡造就了宏大，而平凡和宏大从来就不可分割”一样。任何一种民族文学无可避免地会包含一些民族性过于强烈而缺乏普世价值的内容，中国文学也不例外。这部分内容，不仅从翻译语言和诗学角度难以操纵，即使强行翻译也易产生翻译腔，异域读者往往会排斥。反观今天的中国文学外译，是依赖于多元的文本因素和非文本因素联合运作的结果。除了“自然流畅的翻译是作品成为必读佳作”的前提之外，我们的文学作品固然需要立足“中国立场”来书写“中国经验”，但是也不能忽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即传递出具备跨文化性和世界性的主题。可见副文本不仅是宇文所安实现译者“现身”的路径，也是他向读者阐述原作深层次含义、翻译理想和“移动”读者的场域。
其次，热奈特也强调事实性副文本如译者的声望、文学奖项、出版机构的推介等事实对文本翻译和接受等产生的不可忽略的影响，译者的名声也会最终影响译本的接受。宇文所安在西方汉学界享有盛誉，不仅45岁时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从1997年至2018年，他任哈佛大学最高级别的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James Bryant Conant）大学特聘教授。2005年，宇文所安获得“梅隆杰出成就奖”，此奖也成为宇文所安翻译《杜甫诗》的赞助基金。宇文所安计划用此资助出版一套“中华经典文库”系列，而《杜甫诗》就是这套丛书的第一部。出版机构选择的是位于德国柏林的德古伊特（De Gruyter）出版社，该出版社是一家长期致力于翻译和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经典的学术出版社。2018年，宇文所安又获得唐奖汉学家奖，已经确立了他在海外中国古典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坚实的领军地位。翻译家显赫的声名、财力雄厚的赞助方、出版商的大力推介、评论界的高度评价这些外副文本因素都对译本的接受和中国古典诗歌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探索宇文所安独特的翻译路径，也更加明晰了他为何能为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做出如此突出的贡献。
四、结语
按照韦努蒂的观点，“西方出版商一向倾向于选择易于被目标语文化同化的作品”，而“翻译书籍在两国所占的比例极低，仅占出版书籍总数的大约2%-4%”。中国文学外译的实际情况也是：“图书的外译、发行渠道、接受状况等都不尽如人意”。又如《解密》在英国的出版商亚历克斯·科什鲍姆（Alexis Kirschbaum）认为：“中国文化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仍然十分陌生，一位中国作家通常得拿到诺贝尔奖才能在西方被人认知”。如果按照这个说法，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有可能获得在西方的认知度，古典文学则因不可能获诺奖而永远无法走入卡萨诺瓦（Casanova,P.）笔下所设定的“世界文学共和国”（Le méridien littéraire passe par la France）。此外，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译介和传播，从明清时期至今，其接受的重点就不是文学性的内容，即“着眼点并非文学”，而是其中反映的风俗人情。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学的外译尚“没有在国际的文学场域建立起属于中国文学自己的象征和实质性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海外享有世界性声誉的汉学家和翻译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外译和传播意义尤为重大。宇文所安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歌的译介和研究，通过译本和副文本不同层面的表达，在面对翻译理想、原文本文学性、读者和海外市场时，他的译文兼顾文学性和学术性，提供了一条如何在世界文学场域平衡文学性、学术性和商业性以构建中国经典的可行之路。他不仅贡献突出，也给我们今天的文学、文化外译提供了新颖而宝贵的启示。
作者简介：陈婷婷，博士，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