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荣：韦利汉诗英译阅读偶得（二）

今天继续说韦利的汉诗英译，主要说两点。

一是韦利懂的语言多，欧洲很多语言都运用自如，而且会有意识地将汉诗与欧洲各语言中的诗歌或民歌民谣进行比较。试举三例说明：

例一

韦利这里翻译的是杜甫名诗《石壕吏》。

石壕吏

[唐]杜甫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戍。

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我感兴趣的是，他认为杜甫这首诗类似于法国“叙事”（conte）。

例二

首先要说明的是，这里韦利有知识错误，这首诗并非女性诗人创作的诗歌，也不是唐朝的诗歌，而是明朝景翩翩的诗。

怨辞（二首）之一

[明] 景翩翩

妾作溪中水，

水流不离石。

君心杨柳花，

随风无定迹。

其次，他将这首诗与西班牙的民歌民谣（copla）进行比较：

Tu querer escomo el toro;

Donde lollaman, va,

Y el miocomo la piedra;

Donde laponen, s’está.

这首西班牙语的民歌民谣，我请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董杨博士初译，然后我再加工了一下，大致意思如下：

你的爱就像斗牛，

哪儿招呼就去哪。

我的爱就像石头，

石头放哪它在哪。

【附】

《怨辞》（二首）之二

[明]景翩翩

岂曰道路长，

君怀自阻止。

妾心亦车轮，

日日万余里。

例三

这里译的是唐朝张仲素的《春闺思》：

春闺思

[唐] 张仲素

袅袅城边柳，

青青陌上桑。

提笼忘采叶，

昨夜梦渔阳。

韦利将其与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顾赛芬译的《诗经·周南·卷耳》进行比较。可见，韦利时刻都有着比较意识。

顾赛芬法语翻译：

J’essaye à plusieurs reprises de oueillir de la bardane;

Je n’en remplir pas mêmeune corbeille . . .

Hélas, jepense à mon époux,

Et laisse mon panier sur la grande route.

诗经·周南·卷耳

采采卷耳，

不盈顷筐。

嗟我怀人，

寘彼周行。

……

二是他译诗时，有些无题诗，他会按中国古诗传统，取前几个有意义的字为该诗歌命名。例如：

杂诗（第二）

[晋]傅玄

闲夜微风起。

明月照高台。

清响呼不应。

玄景招不来。

厨人进藿茹。

有酒不盈杯。

安贫福所与。

富贵为祸媒。

金玉虽高堂。

于我贱蒿莱。

严格说，这首诗是无题的，然后韦利取汉诗英译中的前三个有意义的字“A Gentle Wind”为其命名。如果我们根据英文翻译出来的“微风”去找傅玄的诗，不一定能够找到。

阅读韦利的汉诗英译，有很多有趣的体验，今天先分享到这里。

【附录】国内关于韦利的博士论文

李冰梅，冲突与融合：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博士论文

摘要：在中国经典外译中汉学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由于其文化身份与同样参与中国经典对外翻译的华人译者不同，他们在处理产生于东方这个“他者”文本的时候，其文化身份对于拟译文本的选择、对源语国文化的态度和理解、翻译中所采用的策略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些由译者自身的内在动因与社会意识形态、时代诗学、出版赞助等外在的动因相呼应，对他们的译作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产生巨大作用。本文以20世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翻译的《论语》为论证基础，借用当代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分析上述问题，同时参考阐释学理论、读者接受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对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对其《论语》翻译影响从多角度进行研究，旨在揭示韦利在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化和文学经典中的独特意义以及对中国经典外译的启示。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分别论证韦利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时代诗学对他个人文学观和翻译观的影响、在《论语》翻译中折射出的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以及中国文化对韦利个人的意识形态和人格的反作用。韦利身上的盎格鲁-犹太人的双重身份对他性格的塑造、价值观的形成和职业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身居英国的“他者”身份让阿瑟·韦利在寻找研究对象时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另一个“他者”，因此，当他有机会接触到东方文化的时候，便主动去了解东方，介绍东方，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翻译和研究中国和日本文学和文化的事业。他在汉学翻译路上顺应了当时流行在英美的诗歌运动，与“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庞德-艾略特的诗人圈相和，与权威汉学家展开有关中国诗歌翻译问题的讨论，这一切都为他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并为自己的译述进入英语世界打开了出版发行渠道。在阿瑟·韦利的汉学研究进入成熟时期后，世界正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他将对世界格局的思考融入中国文化经典的翻译之中。他翻译的《论语》在已有的50多个译本中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跨越了大半个世纪。他的翻译挑战了著名的传教士詹姆斯·理雅各的“学术范本”。他反对理雅各解读《论语》的立场、质疑他在朱熹的阴影下对《论语》的翻译，提出了翻译“一个时期一位孔子”的观点，使普通英语读者能够接受和理解饱含东方智慧的《论语》。例如，他在处理《论语》中最核心的儒学概念“仁”的时候，没有沿袭理雅各选择的基督教义之“仁”、辜鸿铭选择的人伦道德之“仁”、林语堂选择的人性自觉之“仁”，而选择了Goodness之“仁”。虽然西方人在自己的文化中对Goodness的理解与儒家文化中的“仁”在语义特征上不能完全重合，但是它们最本质的意义是可以通约的。韦利对“仁”的普适性阐释不仅代表了他对“仁”的认识，也是他为普通读者翻译的基本原则的体现。反思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对汉学翻译的影响，可以看到他在翻译策略上明显的归化倾向。他高度赞扬林纾归化式的表达，认为他将外国文本翻译成可读性极强的、感染力很大的中国文学语言，这让外国文学在中国有了新的栖身之所和新的生命力。他本人的翻译实践也是用地道的英语表现手段创造性地翻译《论语》篇章。从对韦利汉学翻译的分析中反观他身上的东方观，借用美国汉学家费乐仁的来描述即为“具有汉学特色的东方主义”，这是指他一方面会用一般西方人“居高临下”的视角看中国，不敢面对中国的现实，只翻译和研究以盛唐为代表的古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又在不断的翻译和深入的研究中，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产生了深厚的情感。他自身的这种矛盾充分表现在他对中国文学认识的局限性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对战争和积极支持中国人民抗日的行动上。通过研究表明，汉学家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经典中展现的不仅是一种学术身份，更是一种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代表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书写，向西方呈现由汉学传统和西方视角构成的中国文学和文化形象。由于他们的西方立场，在翻译中难免对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改写；但另一方面他们与其他的“欧洲中心主义者”和“欧洲霸权主义者”不同，随着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翻译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不断深入，他们的视角从西方向东方偏移，能较为客观地去分析、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韦利的汉学之路不仅有他自身的特点，也代表了汉学翻译家这一群体。本研究第一次将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经典翻译做出巨大贡献的汉学家韦利放置在跨文化研究和译介学的角度审视其文化身份及其汉学翻译成就，而不仅仅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译者，游弋于两种语言文字之间。

关键词：阿瑟·韦利；文化身份；时代诗学；《论语》；“仁”

冀爱莲，翻译、传记、交游：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策略考辨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摘要：作为国外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学是从他者视域出发对中国文化进行的一种研究。“他者”不仅表现在研究者持有的异域文化视角，而且表现在其采用的研究策略上。和欧洲其他国家汉学发展的轨迹相似，英国汉学也经历了传教士汉学向学院派汉学的转型的发展过程。传统汉学遵从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学传统，采用归化的译介策略，学院派汉学则以科学的学术研究为旨归，注重异域文化因素的原生态表现，以异化见长。作为英国汉学转型期的代表，阿瑟·韦利（Arthur Waley，1889-1966）是以传统汉学的颠覆者形象荣膺英国文坛的。初涉翻译，他便摒弃传统汉学韵律体译诗的传统，采用散体翻译法，语言带有明显的汉语痕迹。译文的选择也以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为重。《诗经》、《楚辞》，以及唐前诗赋的翻译，都表现出他对中国道家哲学、佛教思想及民间巫术的倚重。此外，韦利还采用西方的叙事策略，为中国诗人李白、白居易、袁枚作传，打破了传统汉学以译介为主的单一研究模式。对传统译介手法的扬弃，使韦利成为游离于当时主流汉学之外的一个边缘者。其犹太民族身份与性格的怪异加剧了他与英国传统汉学间的距离。为此他埋身于中日文学典籍的译介中，企图从中寻找心灵的皈依之所，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化虚静、隐逸的道家生活观对其影响至深，他甚至摹仿中国文人弃官归隐的方式生活。在他心里，古代中国是令人心驰神往的心灵圣殿。为了进一步把脉中国文化之精髓，他利用一切机会结交中国学人。丁文江、徐志摩、胡适、萧乾等都是其私交甚密的挚友。通过上述策略，韦利努力摆脱传统汉学研究者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藉此寻求中英之间的平等对话。但其固有的文化身份使他与英国传统文化间始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虽然采用散体翻译的直译法，带有明显的异化倾向，但他注重译文的通畅，以此满足英国大众的阅读习惯，又表现出鲜明的归化意识。在其传记创作中，他沿用史传文学编年式叙事的模式来建构作品，但他以西方价值观为评判标准，对李白、白居易、袁枚存在诸多误读。本文拟从英国汉学的转型入手，结合具体的文本对韦利采用的翻译、叙事、交游三大策略做一详细的研究，进而揭示他既游离于主流汉学之外、又难以摆脱英国文化影响的矛盾与悖论。还原

关键词：阿瑟·韦利；汉学研究；翻译；传记；交游；

陈惠，阿瑟·韦利翻译研究，湖南师范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

摘要：阿瑟·韦利是英国20世纪中日古典文学的伟大翻译家之一。他的东方经典的英译作品一问世便引起了西方读者的兴趣，为他们了解遥远东方的文学、文化、社会打开了一扇窗户。艾略特曾经这样评价韦利对英语诗歌和欧洲文化的贡献：“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用英语创作的诗人大概都读过庞德和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诗歌”（艾略特，1949：117）。霍克斯在谈到韦利翻译的两部小说《源氏物语》和《西游记》时也说过：“两者都可能在英国文学中保留永久的一席，堪与伯纳斯、德莱顿等人的翻译作品占据的地位相媲美”（霍克斯，1966：146）。韦利最早的译作问世至今已过去近一个世纪，他的翻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了一种文学和诗学传统的一部分；在翻译思想和方法上也同样成为了一种传统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学术研究成果的积累，作为翻译家他可能会被别人超越；但作为一个将大量东方文学和思想带入西方知识界的文化传播者，他在东方学、文学、文学翻译领域产生的影响是不大可能复制的。尽管韦利一生译作等身，影响巨大，但评论界却较少关注，令人费解。现存数量不多的评论、论文及著作，主要是对韦利进行一般性的介绍，或细读其作品，或将其译作和别人的译作进行比较。虽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珍贵的资料，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对于一个具有韦利这样的深度、广度和影响力的学者型翻译家来说，显然不足以反映其全貌。本文试图依据翻译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埃文—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安德烈·勒弗菲尔的改写理论以及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对阿瑟·韦利的翻译进行以目标为导向的综合性研究，旨在系统地描述其译作产生、传播、接受的环境和事实要素，借以揭示目标文学多元系统关照下韦利翻译的社会文化语境、韦利翻译留给文学翻译的独特遗产及其成因、韦利翻译在中国典籍翻译方面的现代意义。本文将考察韦利出现的历史机缘，造就韦利这个东方文学翻译家的各种因素，韦利译自中文和日文的译作情况，韦利翻译思想及策略，韦利译作的接受及影响，韦利在西方现代文学运动中的地位等问题，并借以对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和相互作用以及在此过程中文学翻译和翻译家的重要性进行探讨。论文分五个章节，外加引言和结语。引言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现有关于阿瑟·韦利的研究成果，本论文的研究目的、研究问题、研究意义和研究方法，并概述了论文的基本结构。第一章探讨了阿瑟·韦利出生前西方的中国文化、艺术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讨了20世纪前西方世界的中国观，世纪之交时西方“重新发现”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原因，以及由此兴起的汉学和中国文学翻译热。第二章紧接着第一章的历史、文化背景的讨论，介绍了阿瑟·韦利的生平，着重探讨他决定成为东方学者、致力于研究和翻译亚洲古典文学之前的那些成长岁月。本章重点研究其民族、家庭、知识、社会背景及个人关系，旨在揭示韦利成为东方学家和翻译家的诸多影响因素。第三章是对阿瑟·韦利的翻译活动及其译作的研究——译作的产生、内容、特点以及出版时的接受情况。他的翻译包括中国诗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一部中国小说，以及日本的诗歌、戏剧和小说。本章分类介绍韦利的翻译作品，解释其内容，还提供了大量的与韦利同时代的著名评论家、学者和诗人对其译作的评价。这些评论是珍贵的社会、文化历史文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韦利是如何翻译的，译得怎样，以及译作出版后读者是如何品读和接受的。第四章以韦利的翻译作品及相关的大量序言、导言、参考文献、脚注、附录及评论为基础，讨论了韦利的翻译思想，尤其是韦利有关翻译目的、翻译文本选择、优秀翻译家素质方面的见解；还探讨了韦利的翻译策略——揉合直译和意译，创造适应外国诗歌形式的诗歌翻译形式，以及在译著中提供大量供评论研究的资料等。为突出韦利的翻译风格，本章还对韦利和庞德的翻译进行了比较，指出因为身份、爱好和秉性的不同，两人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在翻译方法的选择、节奏的处理、意象的运用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第五章是关于韦利译作的传播、经典化、影响方面的研究。他的诗歌译文频繁在报刊杂志上亮相，译著不断再版和被公立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大量馆藏，译作被转译成其他语言，译诗被谱曲等诸多事实都证明他的译作得到了极大的普及。评论家和学者们的肯定和赞扬，著名出版商不断再版他的书籍，译诗入选重要的诗集和教科书，当代读者的接受，特别是，他所拥有的大批知名的追随者，都证明了韦利译文的盛行和经典化地位。研究表明，他在东方学、文学、翻译方面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结语部分扼要重述了论文的观点，回答了论文提出的研究问题，着重指出韦利在当时的英国文学多元系统变化中的作用，以及他作为译者对分别由东方学学问和英国诗学传统所体现的源文化和目标文化的成功调停，后者既是他留下的独特遗产，也是他成功的部分秘决。该部分还分析了韦利成为一名成功的东西方文化调停者的原因以及韦利对于中国典籍翻译的启示，讨论了本研究的局限性，并对以后的研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阿瑟·韦利；社会文化语境；目标文学多元系统；东方学学问；英国诗学；调停